参考消息网11月12日报道 香港点新闻网站11月8日发表题为《程序与结果之争：中国、西方究竟谁更民主？》的文章，作者是瑞士地缘政治分析人士安杰洛·朱利亚诺。主要内容如下：

观察一项重大西方政策的产生过程，再观察中国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只要你以诚实的态度去审视，你将能比研读十年学术论文更深入地理解民主。

西方民主面临危机

在华盛顿、布鲁塞尔或伦敦，重大改革通常始于竞选承诺。随后，它在议会委员会中被撕碎。数年之后，这项改革以一部空洞的法律形式出现。然后，法院和监管机构又花上十年时间争论立法机构所通过法律的含义。

高铁项目在环境评估中夭折。产业战略出台后，在下一次选举后被撤销。住房法案受到赞颂，而地区规划部门则持续冻结住房供应。

仪式繁复，成效有限。

民众被告知他们“参与过”，因为他们每隔几年投一次票。然后，当他们关注住房成本、基础设施和薪资水平时，不禁质疑为何程序上不断获胜，结果上却屡屡失利。

“民主的盛典”与政府实际运行之间的落差是西方真正的政治危机。不是人们不再相信选举，而是选举持续产生无法兑现承诺的政府。

中国的运作方式有所不同。国家五年规划的制定通常经过一年多的各级磋商与咨询。政府部门、地方、高校、智库、企业和专业协会为规划草案提供意见。在国家规划纲要定稿之前，个别地区先行先试。待文件正式通过时，其内容已广泛听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意见建议。

具体实施并非始于新闻发布会，而是始于实践。

中国模式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闭环决策过程，直到凝聚社会共识。这是治国理政的决策机制。

中国用事实说话

西方叙事坚称，民主是一套程序，中国缺乏西方那种程序。如果你询问这套程序是否能带来住房、火车、工厂或生活水平改善，你会被指责跑题了。其实你没有，你问的是唯一对普通民众重要的问题。

中国用事实说话，而不是说教：民主关乎普通民众是否能够影响决策过程，以及这些决策是否切实改善民众生活。实际上，中国可能在政策制定和试验中，动员了更多民众参与。毫无疑问，它为数亿人民带来了实际成果，其合法性正建立在这些成果之上。

西方把民主程序视为神圣之物，即便这种程序成为结果的障碍。中国则把结果视为评判民主诉求的标尺。

几年一次的投票和充满否决点的立法机构可能与公信力下降以及无法按时完成建设的政府共存。重视程序并不等于重视民众。民众仍然投票，民众仍然会输。

中国为发展创造条件

选贤任能的重要性超出了西方评论通常愿意承认的程度。在中国，晋升取决于履历。把这一点与“选拔加选举”相结合，你会得到一种西方程序主义者拒绝认可的混合模式，因为这不是对他们制度的模仿。

磋商机制并非摆设。当文件起草组起草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稿时，向100多家机构征求意见，收到大约2500条修改建议，最终吸收采纳了其中大约一半。许多选择依据的是试点结果，而不是口号。

知名学者郑永年长期以来认为中国的强项是适应性治理和协商民主：吸收反馈、进行试点同时作出调整。

经济特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脱贫攻坚战等做法都是试点先行，然后改进，再全面推广。规划周期、地方试点和结果评估的环节都包含广泛的公众参与。

西方“公共管理”通常假设政府围绕一个已经存在的市场作出监管。中国的“发展管理”则假设政府还必须为发展创造条件并协调投资。

中国政治思想区分了短暂的舆论与民众深层的心声：民意与民心。一个追逐每一次民调的体制，往往会在需要十年规划的项目上投入不足并最终放弃。相反，关注持久福祉的体制能够为下一代谋划，而非仅仅看向未来百日。

没有成果的程序只是“美丽笼子”

如果民主意味着民众有能力影响决策，试点地区先行先试，再将成功经验向全国推广，并通过绩效进行问责，那么中国的主张比西方观念更具说服力。

那么，如果不是全盘复制中国的政治体制，西方究竟能做些什么？

缩短住房、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的立法周期，并把错过时限当作政治失败，而非程序美德。在全国性推广前进行试点。评估结果而不是过程是否合规。通过兑现结果而不是宣传话术重建信任。认真研究中国的适应性治理，采纳可以借鉴的做法。

学习不是投降。拒绝学习才是。

中国的启示并非“变成中国”。中国的启示是：合法性取决于结果，协商可以比竞选广告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民众的真正参与体现在政策是否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面。

没有成果的程序是一个美丽的笼子。兑现承诺始终是普通民众最终能够接受的唯一理由。（编译/曹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