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22日报道 （文/褚怡杜哲宇朱一南）距离终点大约450公里，福尔克·黑林的电动自行车电机彻底报废了。那是2024年，这位当时55岁(生于1969年)的德国旅行作家正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生于1956年)沿着中央红军长征路线继续向陕北骑行。旅程已进入最后阶段，前方依然是起伏不断的山路。失去电机助力后，原本就不轻松的行程变得更加艰难。

在记录旅程的视频中，黑林对着镜头认真“算账”：当天的路程还没走完，前面大约还有20公里；天气虽然看着不错，夜里气温却可能降到接近0摄氏度；没有电机，哪怕8公里、10公里的连续爬升都会很难熬。他后来回忆，自己虽然嘴上说应该能骑到目标点，心里其实非常没底。

但这次故障没有让旅程停下来。两人调整路线，继续前行。黑林和施密特一路穿过山地、高原和河谷，抵达陕北吴起县。最终，这趟从江西瑞金启程的骑行历时138天、行程近7000公里。

一场酝酿近20年的旅程

黑林第一次知道长征，是在埃德加·斯诺的书里。但真正让他开始认真研究长征的是2004年的一次偶遇。当时，他和一位同伴正在滇缅公路一带旅行，途中遇到一位坐在老木屋前的老人。老人招呼他们进去，端出几样小菜，倒了点酒。

聊起往事，黑林从老人的讲述中得知他曾参加过长征。老人的一句话让他至今印象深刻：“如果你不理解长征精神，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黑林说，从那天起，他就下决心要重走长征路。

此后，黑林一边在中国组织骑行，一边查找长征资料。一次次骑行途中，沿途不断出现的纪念碑、雕像和介绍牌，让他的兴趣越来越浓，但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中央红军长征究竟走的是哪条具体路线？他说，当时能找到的很多路线图都很简略，往往只是用几条不同颜色的箭头标出大致方向。随着研究深入，他还发现，一些地方流传的说法与实际路线并不完全吻合。

为了把地图上的箭头还原成真正的路线，黑林不断寻找更细致的资料。他找到两名英国人在2002年至2003年前后徒步重走长征后写下的书，里面附有手绘地图。借助这些地图，他第一次能够比较具体地按时间追踪红军每天到了哪里、经过哪些地方。真正上路后，他又得到一份中国人整理的长征编年史，线路细化到一个个村庄。

不过，从萌生念头到真正成行，中间相隔十多年。直到2016年秋天，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他和施密特终于决定一起骑车重走长征路。两人原定2020年出发，后来行程推迟到2023年10月，两人抵达瑞金，正式踏上这场酝酿近20年的旅程。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出发前，黑林原本想骑普通自行车完成这趟旅程，施密特劝他改用电助力车。启程后，他很庆幸听取了这个建议。

不过，即便有电机助力，沿途的地形仍一次次考验他们的体力极限。黑林说，在贵州，有些路段每水平前进100米，海拔就要上升20多米。到了川西，海拔继续升高。翻越海拔4100多米的雪山时，寒冷、长距离爬升和高海拔接踵而来。“山路好像一直没有尽头。”他说，到了山顶，困难并没有结束，下坡时冷风迎面而来。黑林的双手很快冻僵，“戴着手套都没什么用”。

机械故障也一路相伴。变速器坏过，车轮辐条断过。到了旅程最后阶段，黑林自行车的电机还报废了。两人只得重新规划行程。也正是在这些时候，一个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黑林脑中：“他们（红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说，在江西，一天行进三四十公里，还能够想象；可到了雪山、草地和高原，同样的长距离行军还意味着翻越高山、穿越恶劣地形。红军还要携带沉重装备，并在行军途中不断作战，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在有现代装备、路线指引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花了近五个月，并且觉得筋疲力尽。”

在不断逼近体力极限后，黑林对书中描述的“艰苦”有了更具体的感受。这也让他加深了对长征精神的理解。他说，长征精神的核心之一，是以坚韧和牺牲超越个体，去完成更大的共同目标。

漫长旅途中，另一个让黑林印象深刻的是沿途陌生人的帮助。据他回忆，他们“经常被请吃饭”，总有人把橘子、香蕉等食物递到他们手里。黑林说，一旦人们知道他们是在重走长征路，原本的拘谨和迟疑便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和尊敬。问路时有人帮忙打听；前路走不通时，有人告诉他们下一班车何时来、哪条小路还能走。车坏了，也总能找到帮着联系修车师傅的人，让他们能把长征路继续走下去。“遇到那么多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是这一路上的宝贵财富。”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

1990年，年轻的黑林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几乎一无所知。30多年过去，他写出好几本关于中国旅行的书，带过一支又一支骑行团穿行于中国的城镇和乡野，还在北京生活了很久。不知不觉间，他成了朋友圈里公认的“中国通”。

30多年间，黑林在中国骑行超过6万公里。

“上世纪90年代我去中国学习中文时，还没有胆量在中国骑行。那时火车票很难买，我只能坐长途汽车，从吐鲁番一路坐到中部某地，辗转3500公里，仅最后一段车程就坐了24个小时。”他说，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后来开始尝试通过骑自行车去了解中国。

上世纪90年代末，他曾在敦煌租下一辆老式“飞鸽”牌自行车，从市区骑到莫高窟；后来，他又开始在桂林、阳朔等地组织骑行。当时，一些地方的道路还是土路、石板路，长途骑行远没有今天方便。

“现在完全不同了。”黑林说。在他看来，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道路设施获得极大改善。“如今在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可以长时间在低车流环境下骑行了。”

施密特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说，过去前往偏远地区，尤其是高原地区，往往饱受路途遥远、颠簸之苦；如今，中国高铁网络不断延伸，甚至通达曾经的交通孤岛，旅行便利性大幅提升。

黑林说，在中国旅行，体验感早已今非昔比。移动支付、电子地图等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出行各个环节，让旅行变得更加便捷。不过，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也让黑林和施密特在出发前有过一个疑问：沿着长征路线走，今天究竟还能看到多少和长征有关的东西？这段历史是不是已经变成一种边缘记忆？

实际情况令他们很惊讶，长征记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仍旧鲜活。沿途大量新建或完善的纪念设施、步道、红色标识、墙绘、群雕，以及相关博物馆，几乎每隔一段路就会出现。在瑞金、遵义、泸定桥这些关键事件地点如此，在很多县乡、山口和渡口也同样如此。“长征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退出中国人民的生活，”黑林说，“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

这趟旅途中，黑林多次看到“新长征”的说法。他认为，今天的人虽然不需要走长征那样艰苦卓绝的路途，但依然会有属于这一代人的问题要解决，也会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要走。“每一代人都会面对自身时代的重大挑战，要取得进步，也都需要持续付出。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疲惫、压力甚至挫折，但正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坚持行动的过程中，新的成果才可能产生。”

9月2日，德国旅行作家福尔克·黑林在德国柏林接受专访。（朱一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