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22日报道（文/刘恺）西方人说起长征，可能普遍认为是美国记者斯诺1937年10月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首先将长征介绍给国际社会的。但俄罗斯档案馆里泛黄的档案袋，有助于我们修正这一认知——长征的经过，最早是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从莫斯科向世界讲述的。陈云，正是最早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中国人。

轻薄档案记载厚重历史

莫斯科深秋的一天，记者来到位于大德米特罗夫卡街15号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这是一栋典型的苏式建筑，四四方方，墙体厚重，建于1926年至1927年，苏联解体前是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记者要寻找的，是一份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直接相关的档案，它讲述了9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1935年6月，陈云受中共中央派遣，秘密离开长征队伍前往上海，主要任务是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恢复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与共产国际在上海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通过他们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的情况。7月上中旬，陈云抵达上海。但在他到达上海前，中共上海中央局已遭到严重破坏。8月上旬，中央特科向陈云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他去苏联的意见，陈云之后秘密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

91年后，记者要找的是一份名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的档案，其原件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史平是陈云的化名。报告中，陈云把长征称作“西征”。

为查阅这份档案，记者提前多日申请，获得许可后，终于来到档案馆。推开它的厚重玻璃门，记者先在一楼办理一次性通行证，接着过安检，上到五楼阅览室。核验身份、登记、填表、申领长期有效的阅览证，听馆员讲解阅览规则，前后花了半个多小时。一切办妥后，馆员伊琳娜递给记者两把钥匙，一把大的、一把小的，然后领着记者向库房走去。记者先用大钥匙打开一扇木门，再推开一道厚重的铁门，里面黑漆漆的。打开灯，只见房间里立着一排排铁柜。伊琳娜领着记者走到其中一个铁柜前，站定，核对编号，指导记者用小钥匙打开铁柜。记者要找的档案终于出现在眼前。双手捧起档案袋的那一刻，记者连呼吸都尽量放轻。

红色包边的黄色档案套系着绳子，比较新，明显是里面老档案的保护套。档案袋鼓鼓的，但捧在手里，重量比想象中轻。记者小心翼翼地捧着档案袋回到阅览室。坐定后，轻轻打开保护套，映入眼帘的是土黄色硬壳档案封皮，左上角标着“全宗号495，目录号18，案卷号1012”，中间用德文写着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等字样，右上角印着“解密”字样，左下角标着“165页”。

往下翻，报告扉页已经斑驳卷边。纸张历经90多年岁月，有些地方已经泛出深浅不一的黄斑，但字迹仍然清晰，中间两行俄文显示：一是档案包含一份速记原稿和一份誊清稿；二是这份速记呈送给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打开泛黄的报告，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捏着薄薄的纸页，记者甚至不敢用力翻动，生怕指尖的力量会让它碎裂。

第一份长征官方权威报告

1935年9月，陈云抵达莫斯科。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听取了陈云所作的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主持会议的是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

陈云在报告中说明了红军长征的原因、所作的准备、要达到的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根据，同时也指出了党在长征前及期间所犯的主要错误，分析了长征前期失利的原因。

这是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失去联络后，第一次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使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状况有了初步了解。这无疑也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份关于长征的官方权威报告，比任何海外纪实都更早、更真实。字里行间没有华丽修饰，只有最朴素的纪实：有行军的艰苦、牺牲的壮烈，更有革命队伍拨乱反正、坚守信仰的坚定，生动呈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如何克服千难万险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陈云在报告中讲述的一个故事非常感人：“有这样一件事。一个13岁的孩子，是儿童局的书记，在当地居民中活动。他与红军大部队失去联系后，爬山过岭，整整找了三天三夜，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他饥渴难忍时，就喝自己的小便解渴。最后他终于找到自己的同志和队伍。”

他在报告中说：“西征达到了以下目的：1.我们确实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2.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3.两军会师后，建立了新的、实力更强大、资源更富足的苏维埃根据地。”陈云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自信：“我们提出，在目前占领的地区内，努力实现创建百万红军的口号。这个口号我们一定能够实现。”

会议过程中，曼努伊尔斯基评价说：“过去我们对中国的态度充满了热情和出于本能的喜爱，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与以往截然不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真正成长为中国一股强大力量的政党。”

这段话是记者从速记原件里摘抄下来的。而在后来对外发表的版本里，这段话或许是因为与陈云的报告本身关联度不高，被删除了。被一并删除的，还有曼努伊尔斯基在会议中对陈云报告本身的评价，其大意为：“这些材料极其珍贵和重要，应该公开这些材料，并尽可能广泛地进行宣传。”共产国际的确也这样做了。

从莫斯科传向全世界

翻阅卷宗，不难发现，正如扉页所示，这165页档案实际上是会议记录的两个不同版本：一是未经校对的、由中文口译而成的速记原件；二是经过誊清但并非用于出版的修订版本。速记原件上，密密麻麻写满了黑色、绿色、蓝色和红色的手写修改痕迹，铅笔与钢笔交替使用，显然经过至少四五人的反复校对审阅。这一方面体现了会议的严肃性和工作人员的严谨程度，另一方面说明当时共产国际高度重视这份记录。据记者查证，俄罗斯还存有对陈云报告的一编、二编等版本，说明报告在印刷和出版前，确实进行了大量修改和校对工作。

一些中俄史学研究者确认，1936年春，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发表了根据陈云所作报告整理而成、署名“施平”的文章《英勇的西征》。“施平”是陈云当时在莫斯科的化名“史平”的谐音。另有部分史学研究者认为，这篇文章最早以俄文发表，1935年11月刊登在苏共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上。随后，1936年初又在《共产国际》杂志法文版和英文版上刊登。记者也找到了题为《英勇的西征》或《英雄的长征》的俄文档案，内容与陈云的报告基本一致，仅做了少量删减和修辞处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俄文档案的原始手改稿和誊清稿里，正题下面标有“长征亲历者、政治工作者通讯稿”等字样，还标注了“1935年11月14日”“1935年11月21日”字样，显然是为出版所用。这似乎印证了《英勇的西征》早在1935年11月就在苏联出版的观点，也体现出苏共领导人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及其走向特别重视与认同，因而反应格外及时迅速。

陈云带到莫斯科的材料，还有纪实文稿《随军西行见闻录》，他正是在莫斯科最终完成这部文稿写作的。文章假托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以“廉臣”为化名写成。中共党史专家考证，1936年3月，文章连载于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同年7月，单行本在莫斯科出版。《随军西行见闻录》传回国内后，以不同书名多次再版。由于它是以“第三者”视角写成，得以在国内外广泛流传。1985年1月，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首次说明“廉臣”是陈云的笔名，并以作者的名字公开发表了这篇纪实报告。

坐在档案馆里，记者反复思考一个事实：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轰动世界。但在那之前一年多，陈云的文字已从巴黎、从莫斯科，向世界发出介绍长征的最早声音。虽然斯诺让长征的影响空前广泛，但长征国际传播的第一棒不是西方记者的笔，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亲口陈述、亲笔纪实。长征国际传播的起点，不是伦敦，而是莫斯科。

在俄罗斯驻外多年，记者深知莫斯科这座城市在历史上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记者曾探访共产国际旧址、现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主楼，也曾在莫斯科街头搜寻曾有大批中国革命者留学深造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旧址。时光流转，大部分建筑已不复存在。遥想当年，中国革命者从这里汲取真理力量，回国后投身革命。后来，部分中国革命者又回到这里，向世界讲述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

在俄罗斯寻访长征，与在中国寻访的感受不同。这里没有娄山关、大渡河、雪山草地，没有看得见的硝烟和热血。但这里有最原始的档案，有当事人留下的第一手资料。它们安静地躺在铁柜里，等待被重新打开。正是这些材料，让“长征”这两个字，在91年前的中国之外，第一次有了具体、真实、完整的面貌。

合上卷宗，记者把档案放回库房，将钥匙交还馆员。离开档案馆时，莫斯科的天色已暗。那扇厚重的门在身后合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卷宗留在原处，继续等待下一个查阅者。而它曾经发出的声音，早已穿过岁月，传到很远的地方。

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速记原稿和誊清稿的拼接照片。原件藏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刘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