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27日报道 洪都拉斯“观点”网站8月23日发表题为《将责任推给中国》的文章，作者是哥斯达黎加经济学家奥顿·索利斯。全文摘编如下：

中国的出口成就和经济快速增长受到普遍赞誉。以往的成功案例，例如那些同样来自亚洲的案例曾被奉为典范，并被冠以鼓舞人心的名称。例如，战后日本的快速经济增长被称为“日本奇迹”，新加坡、台湾、香港和韩国则因其经济发展成就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然而，中国的成就却常常被西方贴上负面标签，例如“中国冲击”。

中国发展利好全球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电动汽车、人工智能(AI)、电池、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机器人、半导体及其他未来技术领域取得长足发展。

但西方往往选择无视中国的发展成就，反而称之为“生产过剩”、“产能过剩”，并将其视为产业政策的结果。然而，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策略也曾是“日本奇迹”和“亚洲四小龙”成功的基石。

所谓“生产过剩”的现实情况是，中国企业凭借高生产率及政府政策，令众多工业产品的均衡价格降低。这种情况产生了三种社会经济结果。第一，全球大量中低收入消费者得以用可承受的价格购买汽车和其他工业产品。第二，由于能够获得低成本的高科技可再生能源设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更加有效。第三，西方那些生产率低、成本高的产业无法生存。

西方政客本应为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所带来的消费者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力的增强而感到欣喜，但他们却选择去迎合那些生产率低下的大型企业、寡头垄断集团以及为其高昂政治竞选活动提供资金的金主的利益。

西方国家与其维护这些利益并将责任推给中国，不如去思考那些决定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因素。

以下几点因素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庞大的国内市场使中国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并形成激烈的国内竞争。第二，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推动了资本积累。第三，经济政策具有连贯性和可预测性，且政治局势稳定。第四，在教育、基础设施、能源和研发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第五，中国拥有基于稳健的宏观经济管理、长远规划和产业政策的经济发展战略，市场和私营企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归咎中国毫无道理

中国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源于政策决策和历史因素，例如重视财富积累和未雨绸缪的传统观念。西方社会则选择了一种以消费主义为工具来提振需求的增长模式，并认为这种需求反过来又能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模式导致的低储蓄率会引发较高的利率，最终对投资、资本积累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实际上，任何西方国家都可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提高储蓄率。阻碍这些措施实施的障碍更多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因此这属于国家层面的决策，显然不能把责任推给中国。

至于第三点，建立一个能确保发展道路持久且可预测的制度对西方而言并不现实。然而，在多党制体系内达成协议以确保战略性经济政策的连贯性，确实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西方国家的政客更倾向于两极分化、短期见效的成就、选举胜利或所谓的“惨胜”，而非优先考虑国家战略利益的协议。这当然也不能归咎于中国。

第四个因素也是如此。并不存在任何结构性障碍阻止西方政客为教育、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投入足够的资源。事实上，他们过去确实也这么做过。然而，如今要走这条路，就必须削减军费、提高对亿万富翁的税收并触动那些为政治竞选活动提供资金的金主的利益，而从他们在选举领域追求的短期目标来看，这些都是艰难的决定。

关于第五点，富裕的西方国家当初也没有拘泥于市场教条，而是采取折中方案才取得成功的。然而，如果中国那种公开且明确的经济战略确实如西方所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成功的原因，那么也没什么理由能阻止西方采取类似的做法。当然，这就意味着西方必须放弃那些诋毁中国的论点。

西方没有认真考虑替代方案，反而选择了一味指责和发动经济战。与此同时，日益高涨的反华言论正威胁着世界和平。

如果西方能仔细思考促成中国取得成功的因素，从而在不抱持教条、不威胁和平的前提下制订未来的发展计划，岂不更好？（编译/刘丽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