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19日报道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8月14日发表题为《进步派民主党人的崛起将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文章，作者是石佳辰（音）。全文摘编如下：

从阿纳利利娅·梅希亚到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再到佩吉·弗拉纳根，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前的民主党初选中，民主党进步派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

在以往的中期选举周期里，政治议程大多数以国内议题为主，然而这一次，外交政策成为争论焦点，巴以冲突成为检验民主党立场的决定性试金石。进步派候选人在对阵温和派（得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支持）对手时，纷纷表示声援巴勒斯坦。这种左倾意识形态的转变不仅有可能冲击长达数十年的美以联盟，也有可能影响华盛顿对中国的政策。

进步派是以结构性不平等的视角审视世界的。这套世界观是他们对美国社会经济现状——即经济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不满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要与企业利益集团展开斗争，并将这种与经济精英的对抗转化为反对政治建制派的斗争。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外交事务：进步派很容易将自身的反建制情绪转化为反美国霸权。长期以来，美国的霸权地位因为两党对美国军事优势的共同支持而得到巩固。

现在，中国的崛起正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对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秩序的挑战。因此，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很难摆脱这样一种两党共识：即中国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任何一方一旦被贴上“对华软弱”的标签，几乎必然会遭到对手的攻击。于是两党更加倾向于在必要时打“中国牌”，要么是为了避免被指责为立场软弱，要么是为了谋求政治优势。

尽管民主党内部在对华问题上的分歧不如在巴以问题上的那么明显，但随着进步派力量的壮大，党内围绕对华政策的分歧正日益显现。

一种观点以前总统拜登等建制派人物为代表。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的本质是战略竞争，中美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对抗在所难免，这包括经济、科技和文化等诸多领域。

另一派是以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为代表的进步派人士。他们拒绝接受“修昔底德陷阱”这种自我实现式逻辑，主张推行以克制与合作为核心的对华政策。

不过，进步派深知，外交手段能否奏效，取决于美国政府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是否具备道德合法性。实际上，进步派是在试图通过重塑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来建立这种道德合法性。这一点的最明显体现就是他们对美国支持以色列这一传统立场提出挑战。

众议院民主党人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新立场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它有可能让国会从日益追求独揽大权的特朗普手中重新夺回部分外交政策制定权，并让决策者为糟糕的外交政策决策承担责任。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美国外交政策机构自我开脱的本性是出了名的。无论属于哪个党，外交政策制定者即便犯下重大失误，也往往能全身而退。对华政策正是这种政治行为的重灾区。特朗普持续将关税政策作为对抗中国的武器。他咄咄逼人的关税政策不仅遭到民主党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地引起共和党人的不满。然而，国会对他却几乎无法施加任何有效约束。

但进步派有望改变这一局面。他们可以把进步派的意识形态主张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对在外交政策中滥用权力的行为加以约束，而不是被所谓的党派团结搞得束手束脚。

随着2028年总统大选的临近，各方打“中国牌”的频率很可能持续加大。如果民主党能在中期选举中夺回众议院控制权，进步派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有机会与民主党温和派共同协商并实践其外交政策理念。鉴于建制派同以色列的长期渊源，加沙议题在短期内很难取得重大突破；但民主党可以在对华政策上测试进步派理念，因为这样做不会像反对以色列那样遭遇强烈反弹。

如果进步派对华政策被证明有效，它不仅能为令不少选民感到失望的民主党外交议程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有可能促使共和党人重新审视自身的对华策略。（编译/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