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13日报道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8月10日发表题为《中国真的是一个“以邻为壑”的大国吗？》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文章摘编如下：

随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持续扩张，贸易顺差不断扩大，批评人士抱怨说，中国的产业政策和整体增长模式是“以邻为壑”。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鲁滨逊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以邻为壑”这一表述。当时许多政府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例如征收进口关税或让货币贬值，希望以此改善本国的贸易平衡。这些举措的目标是把对外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转向本国商品和服务，以此增加国内就业。

正如鲁滨逊所说，从全球视角来看，这些政策是零和博弈。只有其他国家的贸易平衡总体上发生同等幅度的变化，一国才能增加贸易顺差或减少贸易逆差。重商主义能促进一个国家的就业，但代价是其他国家失业率的上升。鲁滨逊将这些政策称为“以邻为壑”。

然而，（和鲁滨逊所处时代）极为不同的是，我们如今已不再处于总需求不足的时代。

当经济体接近满负荷运转时，贸易逆差是否值得担忧，这一点尚不明确。毕竟，贸易逆差代表着购买力从贸易顺差国（如中国）向逆差国转移，这可以促进消费，或者在更理想情况下，可以促进投资。按此逻辑，中国的贸易顺差或许更应被称为“惠及邻国”。

那么，贸易顺差在何种情况下会成为问题？第一，宏观经济失衡会造成金融不稳定，并增加危机风险。第二，由于顺差造成许多制造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和“过度生产”，可能会加剧逆差国的产业衰退。第三，顺差还会加剧逆差国内部的分配不均和社会问题。

这些担忧通常有其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收益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担忧需要受影响的国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而非要求中国做出重大调整。

各国政府在应对巨额贸易逆差带来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后果时，拥有丰富的政策选择。它们可以控制财政赤字、收紧监管、对资本流入征税，以及让本币贬值。当逆差国抱怨其政策选择受限时，往往是因为它们试图鱼与熊掌兼得。例如，美国政府拒绝采取任何可能降低美国资产吸引力的措施。因此，它既享受着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带来的种种好处，又抱怨着至少部分由此产生的贸易逆差。

逆差国在制造业方面也有选择，但它们必须明确自己的目标。对产能过剩的抱怨往往是无稽之谈。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是切实存在的，无论这些好处是源于生产率的真实提升还是政府补贴，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前者更为显著。受影响行业的失业问题可能会造成社会成本问题，但各国政府应当认识到，无论是否存在来自中国的竞争，制造业都已不再是创造就业的行业。

在所有关于“以邻为壑”政策的讨论中，我们不应忽略可再生能源。中国的产业政策已经在该行业产生惠及全球的效应。中国推动对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和电池的投资，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引发一场真正的革命。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下降，是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中国在追求自身技术和商业优势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了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编译/张斯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