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9日报道 英国“环球潮流”网站7月23日发表题为《“中国冲击2.0”叙事存在的问题》的文章，作者是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助理教授约斯泰因·海于格。全文摘编如下：

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大量中国商品在21世纪最初几年涌入西方市场。经济学家后来将这一现象称作“中国冲击”：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体系壮大，对西方经济体及其工业基础造成冲击。

二十年过去了，新一轮焦虑情绪开始蔓延。中国的出口商品早已不再局限于21世纪最初几年那些便宜的低价值产品。如今，中国生产汽车、电池、药品、电子产品以及各类高端制造产品。这一转变被炒作为“中国冲击2.0”，并在西方引发广泛的保护主义应对措施——最早出现在美国，随后蔓延至欧洲。西方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将自身针对中国出口的敌对姿态表述为关乎国家安全与产业自保，将中国补贴、贸易顺差和出口规模视为“不公平”竞争和“产能过剩”的表现。

下文我将说明，“中国冲击”叙事是西方讲给自己听的用以维护（或试图维护）自身在全球经济中主导地位的辩护词。

双重标准凸显心态失衡

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加剧了国际竞争。一方面得益于中国高效的生产体系，另一方面是中国企业能够在极小的利润空间下维持经营。这一点应当得到正视，而非简单产生酸葡萄心理。

但是承认冲击是一回事，西方围绕这场冲击构建的叙事则是另一回事，而这正是我想要剖析的对象。

美国副总统万斯直白地概括了“中国冲击”叙事所依赖的情绪。万斯在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我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愤怒。”我们不妨细细体会这句话背后的情绪。这位美国现任副总统直白地表达不满，只因为一个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实现了经济发展。无独有偶，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委员利兰·米勒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中国的创新。他说：“我们希望有人攻克癌症，但我们不希望中国掌控相关疗法的产业链。”

万斯所流露的是一种霸权焦虑，这种情绪在西方愈发普遍。我认为这和中国本身没有太大关系。如果是印度，或是整个非洲大陆，以同等速度和规模推进工业化和创新，那么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也会有类似的反应。中国的崛起只是让许多西方人长期掩藏的想法暴露出来：他们很难接受“发展中”国家真的实现发展。

中国占据优势，不可以；欧美占据优势，没问题。这是西方认定的一条不成文规则，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政策。中国为本国产业提供补贴，引导信贷流向战略产业，却被定性为违反贸易规则。这类举措绝非中国独有，当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产业补贴项目当数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这项法案于2022年通过，资金规模约2800亿美元。欧盟也推出以国防为导向的产业战略，计划调动至多8000亿欧元公共和私有资金。

二是中国的出口导向模式。在中国成为直接竞争对手之前，发达国家大体上欣然接纳中国出口商品。之所以欢迎，是因为中国出口十分有利于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和企业。随着中国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发达国家的消费品和工业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当中国只生产T恤、家具、玩具，低廉的价格扩大西方零售商的利润时，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几乎没人将其称作“冲击”。一旦中国企业开始生产能和西方产品竞争的商品，这一切就变成所谓“冲击”。

三是中国的贸易顺差。诚然，中国出口规模巨大，拥有全球最大贸易顺差，但中国拥有14亿人口。从人均出口额来看，中国在全球仅排第104位左右，远低于德国(第26位)、英国(第42位)、美国(第63位)。

以上种种双重标准，反映出对一种等级秩序的维护，而在这个等级秩序中，西方居于顶端。

刻意歪曲缘于“霸权焦虑”

如果“中国冲击”叙事仅仅是对中国崛起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不完整描述，只是无心之失，那尚且可以理解。但缺失的内容全部指向同一方向，这就很难说是疏忽，更像是刻意构建叙事。下面列举这套叙事避而不谈的内容——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带来的诸多利好。

西方消费者收获巨大红利。自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以来，西方进口商品价格相对非贸易品价格大幅下降，部分品类降幅超过40%。这向西方家庭转移了规模空前的购买力，没有任何一项国内政策能够实现同等效果。中国也为进口国带来显著的抑制通胀效果：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是少数能够允许服务业成本上涨、同时避免恶性通胀的力量之一，因为可贸易商品价格走低对冲了服务业成本的上涨。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奇特的“威胁”，它降低了欧美民众的生活成本。

西方企业是主要受益群体之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在不少层面增强了美国的结构性影响力，特别是为美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利润。苹果公司就是最明显的例子。2015年至2024年间，苹果在中国实现2270亿美元营业利润，占该企业同期总利润的四分之一以上。直至21世纪10年代，苹果在自身不生产任何零部件的情况下，拿走旗下iPhone零售价的56%；而实际负责组装的中国工人和企业，仅分得约1.5%的收益。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时，美国科技企业高管全力游说，最终成功让电子产品行业豁免，因为苹果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的供应链与中国完全绑定。

最不可接受的是，“中国冲击”叙事无视中国出口繁荣带来的气候红利。如今，中国生产全球89%的太阳能电池板、70%的风力发电机、83%的电池以及75%的电动汽车。2024年，中国清洁能源出口总额达到1430亿美元，大约是美国的十倍。

中国成长为清洁能源巨头，可以说是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进展。全球正处于气候危机迫在眉睫之际，一个国家却因为降低低碳转型的经济成本而遭到指责。直白地说，这就是指责中国正确的事情做得太多。

当被问及中国清洁能源制造业取得的进展时，德国前卫生部长卡尔·劳特巴赫回应说：“这令人无比沮丧。”对于引领这场技术革命的是中国，而非德国，劳特巴赫显然感到不满。他的回应反映出当下西方普遍存在的霸权焦虑。西方领导人声称想要应对气候变化、攻克癌症、消除贫困，却无法接受中国在上述每一个领域走在前列。

我强烈反对“中国冲击2.0”叙事背后的世界观，即有意或无意间便认定，西方主导是世间常态，任何偏离都属于异常。

欧洲和美国都应当制定产业战略，维持或重建强大的工业基础。所有国家都应当重视自身生产制造的能力。这不是因为贸易逆差本身就是过错，而是因为制造能力和技术积累、优质就业岗位、国家主权紧密相关。

错误在于将产业政策和接触中国视作对立选项。二者并不冲突。产业政策不必是针对中国的防御手段。如果目标是提升本土生产能力，那么来自中国的制造业投资可以成为助力，而非威胁；和中国企业组建合资公司，能够获取技术能力，而不是放弃技术能力。

有人认为选项只有两个——接受衰落或者遏制中国，这是错的，因为前提就错了。（编译/卿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