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7月16日报道 新加坡“思想中国”网站7月13日刊登题为《中国是威胁抑或只是工程技术的领跑者？》的文章，作者是埃里克·巴克。全文摘编如下：

著名科学家、汉学家李约瑟在其1969年所著《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两个关于中国科学技术领域的著名问题：为何现代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或印度），而只出现在欧洲？为何直至15世纪，中国在将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实际需求方面一直比西方更有效率？

本文无意探讨“李约瑟之问”的原意。今天更有意义的或许是探讨“反向的李约瑟之问”，也就是为何中国正为全球科学与创新做出新的贡献？为何中国的创新展现出另一种活力？

大锤与木槌的不同模式

数十年来，一些西方观察家一直认为，中国的研究与创新缺乏创造力，依赖西方知识和技术，依靠政府的不公平补贴来支撑。如今，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分析承认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但这类分析往往与“中美科技战”或“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崛起的大国威胁要取代既有的霸主）相关联。

话虽如此，也有一些文章提出更有见地的解读，例如科技分析师王丹（音）在其《飞速前行：中国构建未来的探索》中认为，中国是一个“工程型国家”，用大锤来解决现实和社会问题；美国则是一个“律师型社会”，用木槌阻挡几乎所有事情，无论好坏。

本世纪以来，中国大幅增加研发投入。中国的研发强度（即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25年提升至2.8%，超过了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

企业一直是中国研发投入的主要驱动力，占总支出的大部分。其占研发总支出的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约70%上升至2023年的76%。正如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报告中所列出的，2014年至2024年间，美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增长了150%，而中国企业的增长率达到惊人的537%。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区企业的研发投资仅增长了32%。

此外，中国研发投入的实际价值还因人力资源丰富、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而进一步增强。从全职等效的研究岗位数量来看，中国研究人员队伍规模位居世界第一，自2009年起超过美国，2018年起超过欧盟。

中国创新的“另一种活力”

人工智能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创新表现以及东西方竞争的本质。

自2017年首份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以来，中国政府关于人工智能的政策不断演变。2025年8月，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为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发展提出更为具体的目标。其目标是到2027年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普及率达到70%，到2030年达到90%，到2035年建成全面人工智能驱动型经济。

由于美国的出口限制，中国的人工智能开发者在获取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半导体方面仍面临困难。但另一方面，中国已建设了更强大的电信和电网基础设施并在内陆省份扩大建设数据中心。

中国选择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通用技术，能够像蒸汽机在工业化时代改变欧洲一样给中国经济带来变革。“十五五”规划将“具身智能”列为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之一。

美国在人工智能创新方面处于前沿地位，在硬件和软件方面能力都很强大。英伟达和超威半导体等美国企业已成为先进芯片制造领域的领导者。

然而，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最初引发热潮，但麻省理工学院202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95%的美国企业报告其人工智能项目的回报为零。许多企业一直积极试点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但极少能实现全面部署，主要原因在于集成的复杂性以及与现有工作流程的不匹配。

对大型数据处理设施的依赖进一步凸显了获得充足能源的问题。升级美国老旧的电网需要时间和大量投资。

以上对中美两国在创新和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比较回顾，无法为谁将“获胜”提供绝对可靠的预测，但确实揭示了不同的战略和表现。美国在基础硬件和模型方面的优势使其保持领先地位。然而，在人工智能在经济中的应用方面，美国可能面临新的挑战。相比之下，中国将人工智能应用于自动化领域，正是充分利用了其数十年来建设的大规模先进数字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基础。

我得出的核心论点是，“反向的李约瑟之问”将中国与西方的争论重新聚焦于解释新的分歧上，即探索不同的发展路径。是什么因素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科学成就与创新能力？这些因素是否为全球创新活力提供了另一种模式？（编译/涂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