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7月13日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7月4日发表题为《指责中国并不能让就业岗位回流“后工业化”经济体》的文章，作者是安东尼·罗利。全文摘编如下：

如今放眼各处，你会发现政界、学界乃至其他各种圈子都充斥着这样一种论调：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和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构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些人还声称，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正是其他经济体出于保护贸易的考量实施反制举措的正当理由。但事实上，反思自己犯下的错误才是真正的难事。

数十年来，美国、欧洲大部分地区乃至长期以来以制造业实力为傲的日本，都曾自豪地标榜自己正转型为服务导向型的“后工业化”经济体。当制造实物不再被视为潮流时，这些经济体并没有认真思考过究竟该由谁来生产这些物品。

因此，对于以目标导向的中国而言，顺势填补这一不可避免的供需缺口，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以战略眼光进行长远规划，而非让一切听任于所谓的“市场智慧”。

这一论断并非基于单纯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因为我曾经报道和分析过英国、日本及其他地区产业政策和去工业化政策的影响。

最具讽刺意味、或许也是最让人感到心酸的地方在于：西方国家如今费力扭转路线，推进再工业化，想要退出死胡同，但是在数十年前，恰恰是它们自己主动踏进了死胡同，最后发现中国占领了全球制造高地。

再工业化已经成为政客默念的咒语。有望出任英国首相的安迪·伯纳姆谈到要在英国推动再工业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则鼓吹要让制造业岗位“回流本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把再工业化列为政策重点，只不过对日本而言，再工业化的重点似乎是重振或建立能够满足国内及出口需求的“防务”产业。

西方国家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丧失了制造业实力？

从18世纪末起，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就被称作“工业革命摇篮”。费城曾经有能力为美国争取到这一头衔。德国也曾是这一头衔的有力竞争者。

就英国而言，所谓的“衰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我作为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参与记录了衰落的全过程。从维克斯这样的工业巨头，到英国汽车公司等制造企业，崩溃的浪潮席卷各地。

自满是衰落的原因之一。当时的英国人相信，已经称霸海洋的大英帝国将继续称霸全球市场，由此导致了经营决策失当，让日本这样的新兴对手抢占了市场份额，日本当时占据了低成本优势。

美国的情况大同小异。为缓和美国车企对于日企前来抢占市场的不满，美国政客尝试纵容工人当众砸毁进口汽车，而不是要求美国人直面自身竞争力下滑的现实。

然而，加速英美制造业优势崩塌的力量还要数金融市场。所谓的“资产拆卖人”应运而生。他们宣称房地产等资产在股市中估值偏低，声称可以通过股权融资来“恶意”收购老牌企业，以实现资产的真实价值。这些老牌企业一旦被收购，就会被关停，然后资产遭到变卖。

一场漫长的制造业衰退由此拉开帷幕。美国自然未能幸免：华尔街掌控了经济走向，“股东价值”的重要性被置于制造工艺和保障就业之上。蓝领工人深陷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特朗普的政治崛起。

在这个悲哀的衰退进程中，各大经济体竟然都没有拿出任何协调性规划。它们曾借助1985年的广场协议打压日本的竞争力，现在又来抱怨中国崛起，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在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里，日本秉持“工匠精神”，铸就了制造业辉煌，在汽车、机床等诸多行业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日元在广场协议签署后大幅升值，再加上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影响下摒弃国家导向型产业政策，转向自由市场模式，导致日本的制造业基础被掏空。

面对西方与日本这些昔日制造大国的退潮态势，中国在诸多领域尤其是高技术领域站稳并守住了制造业优势。不过，副作用是招致其他国家不满，促使这些国家把自身决策失误归咎于中国。

问题远不止是要应对贸易失衡那么简单。我们需要通过系统、协同的方法来预测全球商品供需。应当促进供给多元化。这不仅事关国家安全，也有利于应对自然灾害和大流行病的威胁。推卸责任毫无意义。这一重要议题需要成熟且富有远见的全球领导力。（编译/刘子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