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7月1日报道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6月24日刊登题为《中国成为“创新训练中心”》的文章，作者是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教授安德烈亚斯·伯斯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德国研发、在欧洲生产并向全世界出口汽车，这一运转了数十年的商业模式，如今已经不再奏效。”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博穆的这番话，标志着德国工业的战略转折。

在2026年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上，梅赛德斯-奔驰的董事会主席康林松说：“我是中国人。”供应商马勒集团的首席执行官阿恩德·弗朗茨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是我们的训练中心。”

德国工业转型滞后

显然，德国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产业战略，以应对结构转型受阻的局面。

德国工业面临的危机主要被归咎于能源价格、贸易冲突、投资疲弱、审批手续过于繁杂等。这些都没错，但没有切中要害。真实原因更加深刻：德国工业并非仅仅经历周期性危机，而是长期以来一直将向软件和数据驱动型生产模式的转型视为边缘议题。

关键何在？价值创造不再以有形产品为核心，而是以信息空间为核心。例如，汽车离开生产线时，不仅是一个制成品，还是一个永久联网的系统。该系统能提供数据，通过升级程序迭代，并嵌入用户的数字生活。软件成为核心战略能力。创新不会止于生产，而是由此开始。先前长达七年的研发周期，现在必须缩短至36个月乃至更少。平台、数据基建、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决定竞争格局的真正层面。

这种新的价值创造范式起源于硅谷。中国通过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将这一范式移植到工业核心领域。他们将开发和使用融入持续学习的循环，从信息角度进行产业价值创造，并利用信息空间进行协调。德国工业不是这一历史转折的发起者，而是被动接受方。

德国工业低估了正在显现的危险。因为硅谷带来的变革，似乎只对音乐、电影和贸易等消费行业造成了冲击，直至加利福尼亚的互联网企业开始将触角延伸到核心工业领域。

中国成为创新中心

这一模式不仅限于汽车工业领域，机械制造也遵循相同的逻辑，只是存在时间上的滞后。众多新闻报道以及保时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2026年将是德国机械制造业发展的转折点。

中国供应商已不再仅仅以低价竞争者的身份出现。他们瞄准核心市场领域，将硬件与软件融合，并大幅缩短研发周期。这些公司正占据德国制造商数十年来一直居技术领先地位的领域，其价格远低于欧洲竞争对手，但性能却不相上下。同时，研发周期相较德国竞争对手大幅缩短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

康林松、弗朗茨和奥博穆的描述，源于一个令人警醒的认识：在德国本土，这种转变推进得不够快。于是，这场转型便被转移到别处(也就是在中国)去推进。

这一发展遵循三阶段逻辑。最初，将生产转移到中国是降低成本的采购战略的一部分，类似于在印度或东欧实施的离岸和近岸外包策略：更低的工时费，更低的生产成本。

随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突然间，工程师们不得不与那些已经掌握了软件定义汽车技术的初创公司和平台公司并肩工作。这产生了摩擦，也促进了学习。对于在国际市场运营的德国公司而言，这促成了第三阶段：将中国作为战略创新中心的战略布局。这并非简单的外包，而是在新范式下的真实环境中积累专业知识。正如一位资深管理者所说，中国正在成为“创新训练中心”。

从中欧合作中学习

当然，如果仅仅将中国视为一个学习环境，那就太天真了。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涉及数据主权、知识产权、出口管制和地缘政治依赖等诸多问题。正因如此，“合作或孤立”这种非此即彼的选项是有误导性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欧洲是否与中国合作，而在于欧洲能够从这种合作中学习，还是仅仅被动接受。

在企业层面，第一步是对现状进行诚实的评估：德国正处于追赶发展阶段。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采取行动。这是成功实施转型战略的先决条件。

中国曾经对西方企业实施的战略，如合资义务、技术转让要求、本地价值创造要求等，正是欧洲如今所需要的。

欧洲无需复制这种逻辑，但应从中获取经验：市场准入、公共资金和产业基础设施都是战略杠杆。那些希望利用欧洲资金、公共采购市场、产业数据空间、研究基础设施和区位扶持计划的企业，应该切实为欧洲创新做出贡献：通过提升发展能力、提供培训、共享知识产权、开放接口以及在欧洲各地建立健全的学习体系。

中国可以为欧洲带来动力，但真正的疗愈必须从欧洲自身开始。康林松所说的“日益将中国作为梅赛德斯-奔驰的全球创新源泉”具有战略意义。从产业政策角度来看，只有当欧洲同时创造条件，使自己也能成为创新源泉时，这种做法才是合理的。否则，将中国作为“创新训练中心”不会是欧洲复兴的开端，反而预示着德国生产模式的逐渐瓦解。（编译/王自强）

德国施特拉尔松德市市长亚历山大·巴德罗（中）、施特拉尔松德市议会议长彼得·保罗（左）等到访安徽省黄山市，在当地体验中国新能源汽车。（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