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30日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6月26日刊登题为《中国哲学如何影响美国开国元勋》的文章，作者是周松欣。文章摘编如下：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个月访问北京时提及，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刻有中国古代先贤孔子的雕像。

这种承认与当今的地缘政治论调形成鲜明对比。如今，西方政治评论常常把中国描绘为西方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然而，深入探究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哲学曾启发欧洲启蒙运动以及美国的开国元勋。

若要洞察这一显而易见却常被忽视的联系，只需看看体现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筑。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楼东侧门楣上，刻有摩西、梭伦与孔子的雕像。

这些雕像由赫尔蒙·麦克尼尔于20世纪30年代在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的指导下雕刻而成。麦克尼尔意在追溯美国法律的渊源。他把孔子纳入其中，因为他坚信真正的正义必须优先考虑社会和谐，而非单纯的个人权利。

如今，孔子雕像位于首席大法官办公室窗户的正上方，宛如一位静默的历史守护者，注视着美国最高的司法职位。

这些雕像是一股深层思想潮流的具象化体现。要说其暗示着托马斯·杰斐逊一边研读《论语》一边起草《独立宣言》可能有些牵强，但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国革命理想存在相似之处却毋庸置疑。

杰斐逊和富兰克林都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详述中国治国之道的文献。《独立宣言》依据的基本前提“人人生而平等”是对英国僵化贵族阶级制度的激进背离。密歇根大学荣休教授、历史学家包华石曾论证，美国开国元勋并非在思想真空里构建出民主与平等的体制架构。他的研究表明，杰斐逊和富兰克林都从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汲取灵感，尤其是任人唯贤的国家机器运作理念。

杰斐逊推崇他所谓的“自然贵族”，即一个严格由美德、教育和才干定义的精英阶层；与之相对的则是“人造贵族”，后者完全依附于出身、特权和世袭财富。富兰克林把这种对世袭地位的批判更进一步。

甚至“追求幸福”这一标志性的美国语汇也深刻反映了儒家学说关于“天命”的思想。儒家学说主张，任何政府的终极合法性都取决于如下衡量标准：是否有能力保障民众的福祉。这一哲学思想至今仍是中国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

此外，儒家思想还指出，如果统治者未能通过这一考验并压迫民众，他就失去“天命”，从而赋予民众推翻他的合法权利与道德义务。这种表达在《独立宣言》中有令人震惊的回响。杰斐逊写道，当一个政府开始破坏人民的安全与幸福时，“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

这些思想契合并非历史偶然。美国的创始人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之子，这场运动曾经毫不掩饰地深深迷恋中国。

17至18世纪，一股“中国热”席卷欧洲。面对因宗教战争、君主腐败和教士教条而四分五裂的社会，哲人们急切地寻求变革，他们将目光投向东方。启蒙思想家把中国哲学作为理性、世俗文明的蓝图。

伏尔泰对这些想法非常着迷，以至于他的写字台上有秀丽的中国风景装饰。他认为儒家思想是自然神论最纯粹的表达：这种思想是对理性造物主的信仰，基于人类的道德和理性，而非神的启示或永恒诅咒的威胁。

同样，亚当·斯密的导师、法国重农学派领袖弗朗索瓦·魁奈因对中国治理的痴迷而闻名，被称为“欧洲孔子”。与此同时，魁奈在构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时，则借鉴了道家的“无为”哲学。

然而，到了18世纪末，欧洲与中国在思想领域的“蜜月”走向终结。工业革命赋予西方前所未有的军事和技术优势。中国突然被重新定义：不再是一个唯贤是举、崇尚理性的启蒙乌托邦，而是代表着停滞固化的“东方专制主义”。

从这个时刻开始，西方采取严厉姿态，试图通过贸易、外交或炮舰来改造中国。中国对启蒙运动的基础性贡献被系统性地贬低、遗忘，并最终深埋于“西方例外论”的历史叙事之下。

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内部腐朽和数百年的自我孤立确实使中国变得脆弱和腐败。西方文化绝对优越的神话变得如此深入人心，以致被一些人全盘接受。

今天，钟摆又摆回来了。学者开始认识到完全忽视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是多么愚蠢。

随着美国迎来历史性的250周年纪念日，太平洋两岸的思想家有机会来挖掘这些被遗忘的思想根源。如果把目光放远，超越现代政治舞台，认识到构建现代世界的共同哲学基因，中美或许最终能建立一种植根于真正相互尊重的关系。（编译/赵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