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11日报道 法国《世界报》网站5月10日刊登题为《科技界大佬纷纷提出“新政”方案，以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破坏性社会后果》的文章，作者是阿诺·勒帕芒捷，内容编译如下：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科技界大佬们决定主动布局。因为他们亲手催生的这场革命威力如此之大，甚至有可能反噬自身。致力于防务和人工智能的帕兰蒂尔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今年3月直言：“如果硅谷以为我们可以裁掉所有白领岗位，却没想过这最终会导致我们的技术被国有化，那他们就是愚蠢的。一旦民众发现自己饭碗不保，并沦为机器上的齿轮，他们便会揭竿而起。”

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掌门人萨姆·奥尔特曼同样忧心忡忡。今年4月，他在加州旧金山的家中遭到一名反人工智能激进青年投掷燃烧瓶袭击。奥尔特曼事后表示：“事情不会一帆风顺。人工智能引发的恐惧和焦虑，完全情有可原。我们正经历长久以来最深刻的社会转型，整个社会亟须拿出一套系统性的应对方案。”

正如Anthropic公司创始人达里奥·阿莫代伊所说，解决方案之一是遏制亿万富豪的财富无序扩张。他在1月撰文称：“我们应当关注的，是财富集中到何种程度会撕裂社会。”他指出，即便还未从人工智能中获利，埃隆·马斯克的财富规模若以美国经济体量为参照，也已超过20世纪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历史峰值。

事实上，形势已经刻不容缓。人工智能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力正引发美国民众不安情绪持续升温：根据昆尼皮亚克民意调查机构3月底进行的民调，30%的受访者担心自己的工作岗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而一年前这一比例仅为21%。政界人士开始聚焦这一问题，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或将首次围绕这一议题，而真正主导这场辩论的正是科技界的大佬们。

前所未有的冲击

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美国科技界出现明显的右转倾向：例如曾短暂担任特朗普顾问的自由意志主义者马斯克，还有在2024年大选时突然倒戈的投机者扎克伯格。不过，《伟大的进步》一书作者、科技乐观主义者彼得·莱登认为，这种表象具有迷惑性，因为许多科技领袖依然秉持进步主义理念。他称自己对此保持乐观。1月13日，他在“订阅堆栈”网站的通讯中写道：“未来两年，‘左翼科技’理念前景广阔。”他认为人工智能正在迎来一个明显的发展窗口，有助于形成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每个美国人都能在其中快乐地生活。

人工智能领域的大佬们很早就意识到，他们的技术会衍生诸多社会问题。但是颠覆性的转变是新近才出现的：科技巨头们此前一直信奉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但如今他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正在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断裂。比尔·盖茨从未担忧个人电脑普及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从2017年起就提议对机器人征税。他曾说过：“如今一名工人在工厂完成价值5万美元的工作，这笔收入就要缴税。如果一个机器人完成同等工作，理应按同等标准缴税。”彼时全球尚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革命，这一提议提出得太早，并未获得关注。

但此后，包括奥尔特曼和阿莫代伊在内的人工智能行业领军人物，已开始深入思考这一社会命题，尽管这并未阻止他们为争夺人工智能主导权而展开激烈角逐。他们一边警示技术潜藏的风险，一边加速将技术推向市场，打造出拥有空前影响力的企业。

这些巨头如今倡导的社会构想，在欧洲早已普及，在美国科技圈却属于全新探索。其核心观点在于：经济将呈现爆发式增长，但传统工作岗位将不断缩减，仅剩家政服务等低收益人工服务类工作，而在美国回报率本就极高的资本，还将带来更丰厚的收益。因此，必须以最公平的方式将这些资本收益分配给劳动者，并为社会福利体系提供资金。

工作变成可选项

最早系统性阐述相关构想的是奥尔特曼，时间可追溯至2021年。他在OpenAI今年4月发布的宣言中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观点。该宣言被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为“超级智能新政”。奥尔特曼认为，人工智能革命将创造海量的财富，这是积极的一面。他说：“若经济陷入停滞，民主社会极易陷入对立，民众会通过选票争夺有限的财政资源，猜忌和阵营割裂也会随之加剧。”

阿莫代伊认为，人工智能将导致惊人规模的“人力”资本(实际上是人工智能体和机器人)涌入经济体系，这使国内生产总值有望保持每年10%至20%的增长。这一数字看似惊人，但马斯克也做出过类似的预言。这位企业家已将加州的特斯拉工厂改造成人形机器人生产线，他在2025年秋季表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终将取代绝大多数人类工作岗位，工作将变成可选项，就像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种菜而不是去超市买菜一样。”

这种增长将具有通缩效应。购买力的提升并非源于收入增加，而是源于成本大幅下降，这种模式也更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奥尔特曼认为，增加社会财富的最佳方式是降低商品成本，从食品到电子产品皆是如此。未来机器人可以利用现场太阳能，以极低的成本建造房屋。

而风险也随之而来：资本持有者的财富飞速膨胀，而劳动者的收入在下降。奥尔特曼担心这种趋势会侵蚀社保体系的税收基础，让社保体系陷入危机。比尔·盖茨2023年也表达过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市场力量不会自发催生出帮助弱势群体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甚至极有可能走向反面”。

奥尔特曼建议美国加大对资本收益的征税力度。目前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85%依赖个人所得税和现收现付制社保分摊金。

设立资本化基金

这一思路长期遭到诟病，因为对资本征税被认为会抑制投资活力，但在人工智能带来重大变革的背景下，这一点似乎已退居次要位置。奥尔特曼建议推行前置性资本税，设立全民共享的资本增值基金，取名为“美国公平基金”。

资金来自对超大型企业(尤其是人工智能企业)的市值征税2.5%(以股票形式缴纳)，同时对长期疏于征税的土地资产课税。

奥尔特曼解释说：“所有年满18岁的美国公民都可获得一笔年度分红。这笔钱可以自由支配，用于教育深造、医疗康养、住房改善、创业投资或其他合理开支。”他计划借此建立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使美国人成为人工智能企业的持股受益者。

一些经济学家早就提出过全民基本收入的构想，但他们设想的是靠税收来筹资，而现在提出的方案是由资本收益来发放福利。

与此同时，社会用工模式也需同步转型。OpenAI掌门人希望“鼓励雇主和工会开展限时试点项目，实行每周工作4天、总计32小时的工作制”。这再次与比尔·盖茨的理念不谋而合，他1月份也提议缩短工时，甚至提出可以划定某些领域限制使用人工智能。

最后，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奥尔特曼主张搭建“临时社会保障网”，在必要时发放失业救济金、紧急经济援助等，同时建议确立“人工智能使用权”，将人工智能视为“参与现代经济的基本要素”，地位如同互联网和电力一样。

强化社会保障网

阿莫代伊担心的是权力过度集中的风险。人工智能革命可能催生“地域不平等”的世界：全球财富不断向硅谷聚集，硅谷将演变成独立的经济体，其发展速度远超世界其他地区，进而拉大区域差距。

他呼吁亿万富豪们重拾慈善精神，像比尔·盖茨所做的那样，尽管帕兰蒂尔公司创始人彼得·蒂尔对这种慈善嗤之以鼻。阿莫代伊说：“令我感到悲哀的是，许多富人，尤其是科技行业的富豪，近来变得愤世嫉俗、消极虚无，认定慈善事业必然充满欺诈、毫无价值。”

在税收政策上，他倾向于传统思路。阿莫代伊解释说：“面对巨大的经济蛋糕，加之严重的贫富分化(很大程度上源于就业不足或低薪)，实行累进税制是最合理的政策应对。这种税制可以普遍推行，也可专门针对人工智能企业设置。”他呼吁同行们主动配合改革：“如果这个世界的富豪阶层不主动推动合理的征税方案，最终民众会强行推出平庸方案。”

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例如，在一家医疗行业工会的提议下，加州选民将于11月举行全民公投，提案内容为：对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人群，征收5%的财富税。

这类讨论颇为荒诞，让人感觉美国人仿佛时隔七十余年，才发现所谓“欧洲模式”或者说“社会民主模式”的优点。但真正的新颖之处，恰恰在于这些理念是由科技界的一些企业家们在推动。

人工智能革命影响深远，加上美国民主党完全缺乏指导方针，各类偏向进步主义的方案都具备落地可能性。奥尔特曼表示：“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成功建立了一张庞大的社会保障网，放在危机爆发五年前，这根本无人敢想象。我们今天正处在相似的历史节点。” （编译/王忠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