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11日报道 日本《世界》月刊6月号刊发题为《日军毒气弹工厂究竟发生过什么新史料揭示的真相》的文章，作者是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诚也。文章编译如下：

旧日本陆军制造的毒气弹等化学武器曾被部署至日本国内及海外。这些武器主要用于中国战场，曾被“731部队”用于人体实验，并零星投入东南亚各地的作战行动中。此外，在战争结束之际，残留在日本本土及中国的毒气弹被秘密掩埋，或被倾倒入河流、湖泊及海洋之中。战后，随着这些遗弃化武相继被发现，日本和中国境内均发生了导致人员死伤的事故。

提及那些鲜为人知的国内受害者，日本政府在1973年4月6日提交给国会的答复中称，日军化武共在日本国内造成4人死亡、129人受伤。鉴于此类武器不断被发现且相关事故仍在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实际的受害者人数已远超上述官方数字。

此外，依据1997年生效的《化学武器公约》，日本政府投入公共资金，用于挖掘、回收并无害化处理那些在日本境内发现的老旧化学武器，以及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

日军化武种类繁多罪行累累

毒气弹的制造过程究竟是怎样的？日本陆军曾在东京第二陆军兵工厂下属的位于广岛县竹原市大久野岛的忠海制造所制造毒气、呕吐剂和催泪剂发射筒。此外，将忠海制造所制造的毒气装填入炮弹的工序，以及烟幕弹和燃烧弹的制造工作，均是在东京第二陆军兵工厂下属的、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的曾根制造所完成的。根据战败后由日本陆军省汇编的文献记载，曾根制造所共计制造了约148万枚毒气弹。

然而，由于曾根制造所自成立起留存的文献资料极少，包括恶劣的工作环境、毒气战的受害者，以及毒气弹泄漏和爆裂事故等真实情况主要通过老工人们的证词才逐渐为人所知。在此背景下，笔者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查找到了由曾根制造所编制的《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以下简称《报告汇编》)。

这份文件于2017年由厚生劳动省移交至国立公文书馆，其中收录了由曾根制造所编制的《军需动员实施概况与意见》(以下简称《概况与意见》)，时间跨度从1941年4月至1942年3月，为我们深入了解1941财年的具体状况提供了重要线索。

目前，这份报告是唯一经确认由曾根制作所自己编制的文字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为其中包含的信息能够印证前文提及的老工人的证词。因此，本文将依据这些新发现的文献，揭示这座毒气弹制造工厂的真实面貌。

为便于理解，首先让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旧日本陆军所使用的化学武器类型。陆军对各类毒气进行了如下分类：绿剂(氯苯乙酮和溴化苄，均为催泪剂)、红剂(二苯氰胂，喷嚏剂)、黄剂(芥子气和路易氏气，均为糜烂剂)、青剂(光气，窒息剂)、茶剂(液态氰化氢，血液毒剂)以及白剂(三氯化砷，发烟剂)。装填了上述物质的毒气弹则分别被称为“红弹”“黄弹”以及“青白弹”等。

陆军方面尤其重视糜烂性毒剂、喷嚏剂和血液毒剂。糜烂性毒剂一旦以液滴或气溶胶的形式接触皮肤，便会引发剧痛、起泡及溃烂，同时还会损伤眼睛和呼吸系统，致使士兵丧失战斗力，严重情况下会导致死亡。针对此类毒剂的防护措施不仅要求佩戴防毒面具，还必须穿戴全身防护服及橡胶手套。战后，在日本本土及中国发现的、由日军遗留化武造成的死伤案例，经查证大多归因于糜烂性毒剂。此外，由于路易氏气中含有砷，因此中毒身亡的案例也时有发生，而曾供职于忠海制造所和曾根制造所的员工，因长期接触稀释后的糜烂性毒剂，还罹患有“毒气病”，其病症包括慢性支气管炎及肺癌等。

其次是喷嚏剂“二苯氰胂”，该物质在常温下呈固态，但受热后会转化为细微颗粒，并如烟雾般扩散开来。吸入此物质会引发极度的痛苦，致使战斗人员完全丧失战斗能力。通常需要30至40分钟方能恢复，若吸入高浓度气体，特别是在密闭空间内，可能导致死亡。此外，属于血液毒剂的液态氰化氢具有极高挥发性，几乎瞬间便可气化，一旦吸入浓度超过特定阈值，便会迅速死亡，即使仅有液滴接触到皮肤，也能侵入体内。

毒气弹的规格多种多样，既有与陆军火炮口径相匹配的型号，也有供飞机投掷的航空炸弹。其他的化学武器还包括用于储存糜烂性毒剂的容器、用于喷洒喷嚏剂和催泪剂的喷射器(即所谓的“红筒”和“绿筒”)，以及用于反坦克作战、内装液态氰化氢的小型手投式玻璃安瓿瓶。除了陆军之外，日本海军也曾从事化学武器的研发工作，并在相模海军工厂制造这些武器。

这些毒气原料经由海路从忠海制造所运出，横渡濑户内海，最终运抵相模海军工厂进行加工与制造。该工厂的退职员工中也有人罹患了“毒气病”。

为筹备太平洋战争扩大产能

曾根制造所位于今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毒气经濑户内海从忠海制造所海运而来，而毒气弹的弹壳则由小仓陆军兵工厂提供。各时期的《概况与意见》均记录了当时的人员编制。根据这些记录，1941年6月时的总人员数为373人(其中工厂工人305人)，到了同年9月这一数字增至590人(含518名工厂工人)，12月进一步增至628人(含545名工厂工人)，1942年3月达到945人(含847名工厂工人)。鉴于除工厂工人以外的其他类别人员并未出现显著增长，这显然表明毒气弹的生产体系正处于大规模的扩张期。

事实上，可以确认的是，检验合格的毒气弹数量确实有所增加。1941财年通过检验的毒气弹总数达514163枚。若按季度细分，可以看到明显的上升趋势：4月至6月103112枚，7月至9月109087枚，10月至12月攀升至153517枚，次年1月至3月148447枚。据曾就职于曾根制造所的一位工厂工人回忆，“1941年我们接到了大规模生产毒气弹的指令，各个车间随即开始满负荷运转”。《概况与意见》中所记载的检验合格率，也印证了这一回忆的准确性。

那么，究竟是何缘由促使曾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人力并提升了毒气弹的产量呢？就在当年8月，大本营放弃了在年内对苏联发动军事打击的计划。与此同时，他们决定加速筹备针对美国、英国、荷兰的军事行动，并设定以11月底为完成备战工作的最后期限。这一决策直接导致了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换言之，为贯彻落实上述命令，曾根制造所自9月起着手扩充人员编制，后于10月起全面提升了毒气弹的产能。

事实上，陆军省确实向当时新组建的南方军调拨了大量毒气弹。例如，1941年11月16日，陆军省批准向南方军及其下属部队配发以下物资：4380枚代号为“茶”的炮弹(装填有血液毒剂)、102140枚“红弹(装填有喷嚏剂的毒气弹)”、5.5万个“红筒(装填有喷嚏剂的发烟筒)”、3000个催泪瓦斯罐、50箱催泪瓦斯棒、1.3万个投掷式毒气瓶。

由此可见，提高产能的目的不仅在于满足日中战争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从事毒气弹生产的工人，其工作环境究竟是怎样的？接下来，我们将依据《概况与意见》中的描述，对这一点进行探讨。

在曾根制造所，毒气充填作业采用的是一种原始落后的方式。例如，生产“黄剂(芥子气弹)”时，工人们身着橡胶防护服，佩戴防毒面具和橡胶手套，采取“人海战术”式的密集作业方式，将常温下呈液态的糜烂性毒剂灌注入炮弹弹体之中。然而，车间内部的空气流通状况十分糟糕，由于空气中弥漫着挥发出的糜烂性毒剂，工厂不得不安装排气扇，并通过排气管道将污浊空气输送至排气塔进行排放。

然而，1941年9月的《概况与意见》指出，负责将室内空气排至室外的通风系统“总体而言并不完善”。其原因在于排气管道埋于地下，且因地下水渗入导致通风截面变窄。文中提出，今后应将排气管道改为地面敷设，以期“确保通风系统的可靠性与最高效率”。这一记载表明，厂方当时意识到，恶劣的工作环境已严重影响到了正常的生产效率，更揭示出尽管面临着如此恶劣的客观条件，工厂方面却依然将筹备对美、英、荷三国的战争置于首位。

工人受伤的事实也证实了恶劣的工作环境。一位曾在忠海制造所工作、后被派往曾根制造所进行技术指导的工人，讲述了他在灌装窒息性气体炸弹时发生的事故：“正在冷却的光气由于温度升高突然汽化，十三个人吸入气体中毒……我住院治疗了一个月，即使回到忠海后，仍然时不时咳嗽。”

日本政府隐匿资料遗祸深远

陆军的化学武器问题有其独特性，即对其他族群造成的伤害与战争罪行，同其对本国国民造成的损害，实为一体两面。

此外，鉴于日本和中国境内的遗弃化学武器都曾发生致死事件，加之相关销毁工作耗费巨额纳税人资金，可以说，这是一份跨越国界与世代、遗祸深远的负面遗产。正如前文所述，那份揭露了曾根制造所真实状况的《报告汇编》，虽已于2017年由厚生劳动省移交至国立公文书馆，但该馆却将其归类于厚生劳动省名下的“战殁者等援护相关资料”之中。

1945年11月30日被废除的陆军省，几经辗转，最终于1992年定名为厚生省社会援护局(现为厚生劳动省社会援护局)。也就是说，《报告汇编》一直由一个可追溯至旧日本帝国陆军的机构保管。

最后，我想指出在处理和公开这份资料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针对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肺癌等疾病的前忠海制造所人员所实施的“毒气受害者援护措施”(包括健康检查、健康咨询、提供医疗费用及各类津贴等)始于1954年。然而，针对前曾根制造所员工所采取的援护措施，却直至1993年才开始实施。曾根制造所的真实情况此前仅凭口述证词才得以知晓，缺乏可供查证的史料，这是导致援护工作受阻的一大障碍。

如果《报告汇编》未被隐匿，而是早早公之于众，那么针对“毒气受害者”的援护措施极有可能更早实施。此外，厚生劳动省在2003年也曾有过公开这份史料的机会，因为当年政府正在开展“毒气弹全国调查”。

促使政府启动调查的契机源于一系列事故。2002年，在旧相模海军工厂旧址的一处高速公路施工现场发现了一瓶装有毒气的容器，工人因接触毒气而受伤。2003年，该工厂化学实验部旧址的一处施工现场，工人在发现可疑瓶罐后报告出现头痛症状。随后，茨城县神栖市居民被证实因饮用了受二苯基胂酸污染的地下水导致健康受损，而二苯基胂酸正是旧日本帝国陆军历史上曾用作呕吐剂原料的一种物质。

2003年11月28日，日本政府发布了有关毒气弹的调查报告，然而，该报告中关于曾根制造所调查期间所获取的资料与信息的栏目下，却没有任何关于《报告汇编》的记载。换言之，这意味着厚生劳动省在本次调查期间，未能如实报告这份史料的存在。

本文所考察的《报告汇编》，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具体例证，生动展示了日本政府在历史上是如何对待文献资料的。即便在战争结束80年后的今天，关于这场战争的许多方面依然鲜为人知。如果政府继续隐匿战争时期的历史资料，那么我在此强烈呼吁将其予以全面公开。（编译/刘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