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11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5月23日刊登题为《算力领域的新军备竞赛》的文章，作者是查尔斯·克洛弗，内容编译如下：

在一块屏幕上，悉尼市中心的一幕寻常街景正在上演。而在另一块屏幕上，汽车和行人却化作了幽灵。背景显得昏暗且模糊不清，画面中仅呈现出物体移动时留下的幽灵般的轮廓。

这第二组画面正是今年1月通过伦敦大学学院“神经形态硬件”中心展示的神经形态事件相机所捕捉到的。

神经形态计算更多借鉴生物学而非数学原理，旨在模拟人脑的运算方式。它利用仿照神经元机制产生的脉冲式电信号进行工作，仅在输入数据发生变化时才被激活，而非像传统系统那样持续不断地处理完整的数据流；因此，它所消耗的电力和带宽仅为传统系统的极小一部分。人类大脑的耗电量仅为20瓦，相当于一个光线微弱的灯泡的功耗。

伦敦大学学院纳米电子与纳米光子材料学教授、“神经形态硬件”中心主任托尼·凯尼恩说：“你将原本包含数兆字节数据的繁杂场景压缩到了仅有数千字节的量级，并且从中精准地提取出了那些至关重要的信息。”

部分被称为湿件的神经形态计算甚至将生物脑细胞与硅基硬件结合使用。不过，研究人员的目标并非要彻底取代现有的传统硬件，而是旨在对其进行功能上的增强与补充。曼彻斯特大学的安德烈·范斯海克说：“其核心要义在于，神经形态技术能够与我们目前在微电子领域所广泛采用的现有硬件体系实现兼容。”该校为上述神经形态事件相机开发了算法。

数据中心规模激增

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数据中心的规模正变得日益庞大，面对我们在带宽、内存容量以及能源消耗方面所遭遇的物理极限，像这种充满奇幻色彩的机器能否为我们提供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呢？凯尼恩认为，未来神经形态芯片或将入驻数据中心，成为混合计算模式的组成部分。

从人工智能辅助的战场作战系统与自主飞行无人机，到网络安全防护与情报分析研判，现代军事力量的先进程度正日益取决于其所能掌控的计算资源。各国政府已开始将计算能力视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正如前几代人看待石油资源与电力网络那样)，将其视为支撑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威慑力乃至政治独立地位的基石。有些国家甚至已将计算能力视为国家主权本身所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就像在20世纪核技术曾被视为界定地缘政治强权地位的决定性要素一样。

凯尼恩说：“半导体芯片是现代高速计算技术不可或缺的核心，其对国家未来的重要性，堪比水与洁净空气。”

在英国寻求确立计算主权的征途中，各类实验性技术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英国国防部已开展相关系统测试，利用范斯海克的“视觉地球”公司研发的神经形态视觉传感器对卫星及太空垃圾进行追踪，并且还在探讨将该技术应用于无人机追踪领域。2022年，英国国防部还从总部位于伦敦的奥卡计算公司采购了一台实验性量子计算机——这极有可能是全球首台由国防部门购入的量子计算机。

各界对此技术产生兴趣，原因在于新一代武器装备高度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最先进的战斗机在每小时的飞行过程中都能生成数太字节的传感器数据，而这些海量数据均需通过高度机密的算法模型进行实时处理。反潜侦测以往依靠人员佩戴耳机分析声学数据，如今可借助算法监听海域、捕捉异常信号。

诸如由帕兰蒂尔技术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这类数字化战场大脑软件已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算力的高低也将直接决定各类自主武器系统的实战效能。

在部分观察人士看来，英国在人工智能及云服务领域对境外供应商(尤其是美国供应商)的依赖是危险的。“不妨设想一个极端的例子。”总部位于布里斯托尔的格拉夫芯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奈杰尔·图恩说，“假如你的算力高度依赖海外大型云服务商，依托其安全管控机制，而对方可远程致使全球任意位置的数据中心彻底瘫痪。”

位于伦敦国王十字区的“神经形态硬件”中心的周遭环绕着诸多象征英国在计算领域卓越成就的地标性建筑。附近是艾伦·图灵研究所，该机构以发明了现代计算机技术并在此过程中拯救了自由世界的人的名字命名。在圣潘克勒斯广场拐角处是谷歌的人工智能研究部门“深层思维”公司。

这提醒着人们：英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二线”地位并非不可避免。毕竟，英国曾孕育了现代人工智能的诸多理论基石，至今仍汇聚着全球顶尖的学术研究力量。

“深层思维”公司便是最典型的例证。这家公司2010年在伦敦成立，仅仅四年后便被谷歌收购。尽管“深层思维”公司的运营实体依然在英国，并在谷歌Gemini人工智能模型的研发与运行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其所有权却已移至海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谷歌对)‘深层思维’的收购对英国的人工智能产业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诚然，它目前仍在伦敦；但我们错失了一次打造一家伟大的英国本土企业的良机。”

不过，研究人员和企业高管们也指出，下一轮技术变革或许能为英国带来第二次机会。

量子计算前景广阔

位于伦敦南部海沃兹希思的量子计算初创企业环球量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塞巴斯蒂安·魏特说：“平心而论，英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赛中恐怕已然落败。但在量子计算领域，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独特机遇，即在英国本土打造一家万亿美元级的企业。”

魏特早在15年前便投身于量子计算的研究工作。据他回忆，当时这个领域还显得毫无界限、充满开放性，就像一个“公社”一样。研究人员公开交流想法，共同致力于将那些脆弱的“量子比特”(即电离原子或单个光子)变得足够稳定，从而能够进行传统计算机无法完成的计算。

然而如今，那个世界已然不复存在，因为技术已深深卷入了有关技术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政治议题之中。

今年3月，英国政府宣布了一项总额高达20亿英镑的量子技术专项资助计划，旨在提升国内相关能力。放眼全球，各国政府正向本国的量子计划投入巨资，与此同时，它们也在收紧对人才、知识产权及国际合作的管控。魏特创办的那家初创企业目前正为德国的航天机构研发一台造价高达6700万欧元的量子计算机。

“在这个国家，量子领域的研究正开展着一些世界领先的工作，”魏特说，“如果我们现在能在这个领域加倍投入，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功。”

量子计算或许无法达到人们的期望。然而，目前已有人提议将其应用于一些系统中，例如由英、意、日三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

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已证实，量子计算机终将具备破解传统加密算法的能力，从而使从加密货币到国家机密在内的所有信息都面临被窃取的风险。

专家指出，推动这场量子竞赛的很可能是对技术依赖的担忧，尤其是在美国实施了针对先进芯片的出口禁令之后，该禁令激发了各国追求技术自给自足的决心。

美国将芯片作为筹码所引发的影响如今已波及全球。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试图从丹麦手中强行得到格陵兰岛，受此事件余波影响，美国的盟友们如今表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担忧——他们获取美国芯片的渠道可能受到威胁。“如果看到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将图形处理器（GPU）作为施压筹码，我绝不会感到意外。而且，他们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这一筹码。”英国阿尔比恩风险投资公司的戴夫·格里姆说。

英国国家量子计算中心主任迈克尔·卡思伯特说：“我们的长远抱负是，尽全力留住本土初创企业与科技产业，让其服务于本国发展。”

相互依存格局成形

那些错失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的国家还有希望借助部分新兴技术重新加入竞争。

凯尼恩说，大约在2014年之前，对算力的需求大约每18个月翻一番，这一增速与摩尔定律所决定的供给增速基本保持同步。摩尔定律预言微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翻一番，且这一规律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行之有效。然而近来，算力需求的翻倍速度已远超以往。“因此，即便摩尔定律依然有效，也已然跟不上需求的增长。”

凯尼恩认为，下一代人工智能面临的问题在于，“随着超大规模模型愈发庞大，该如何完成运算处理？数据传输所需的带宽以及存储能力都亟待找到解决方案。业界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此外，还有那惊人的能源消耗成本。据咨询公司麦肯锡去年发布的一份估算报告，到2030年，该领域所需的发电装机容量将高达约156吉瓦，这一数字约为澳大利亚全国总装机容量的1.5倍。凯尼恩说：“当讨论落到要建造核反应堆或是研发核聚变技术来为数据中心供电时，就不得不反思现有底层技术存在的问题。”

专家们指出，在不远的未来，作为当前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核心支柱的GPU仍将继续主导人工智能算力领域。格里姆说：“目前，你的人工智能程序的性能高低完全取决于你拥有多少块英伟达GPU。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境地。”

不过他指出，“这种局面正开始发生转变”，并且业界已在探索各类替代方案。

例如，据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正就向伦敦的人工智能芯片初创企业弗拉克蒂尔公司采购专用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展开初步洽谈。与此同时，利用光子技术来提升网络运行效率的奥里奥尔公司说，他们正与全球第二大GPU制造商超威半导体公司合作，为英国的“扩展推理实验室”构建一套系统。该实验室是一个专门用于测试人工智能硬件技术的试验平台。

对于像英国这类国家而言，占据“计算堆栈”中的关键环节正变得日益重要。以韩国为例，该国凭借三星和SK海力士公司这两大企业集团主导了半导体生态系统中的关键部分，尤其是先进的存储芯片领域。韩国不仅是GPU的买家，更是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至关重要的供应商。

“没有任何人能够复制整个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荷兰坚盾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鲍德韦因·韦南兹说，“没有人能从零开始就说：‘让我们来建台积电吧。’我们能做的只是说‘这里有欧洲最好的资源，我们也需要美国或韩国的最好资源’。”

“眼下，新一代的关键节点正在形成，”他说，“你可以称之为关键节点，也可以将其解读为相互依存的格局。”

各国政府日益意识到，哪怕只拥有一家不可或缺的国家级领军企业，也能在人工智能经济中赢得话语权。这一经济形态会有利于这样的国家：它们能长期扶持并壮大战略性产业，使其最终成为全球体系中无法绕开的组成部分。

而其中的风险在于，如果缺乏充足的国内资本和相应的产业政策支持，那些具有突破性潜力的新兴初创企业往往还没来得及成长为国家级领军企业，便已被海外的大型企业集团所吞并。（编译/王笛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