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10日报道 澳大利亚“对话”网站6月4日发表题为《什么是“战略自主”——为何突然所有人都开始追求它？》的文章，作者是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政治学教授安德鲁·莱瑟姆。文章编译如下：

“战略自主”正成为当下的热门。

欧洲领导人援引这一概念，为历史性的国防扩军寻求正当性；印度外交部将其作为一项政策的核心指导原则——这项政策就是既购买俄罗斯石油，又积极争取美国的投资；加拿大则将其视为“核心目标”。

这个短语在国际关系圈子里到处可见，却几乎找不到对它的解释。那么，“战略自主”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分析人士现在都扎堆使用它呢？

扩大战略回旋空间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自主并不意味着退出国际秩序，也不意味着切断或削弱与美国的联系。

以欧盟为例。作为少数明确提出“战略自主”愿景的组织之一，欧盟开始增加集体防务开支，以应对美国长期承诺不再可靠的风险。

印度虽然继续参与和美、澳、日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但在自身利益与华盛顿不一致时，仍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

加拿大也在寻求伙伴关系多元化，而非与美国“脱钩”。

从德国、印度到加拿大，驱动这些国家外交政策的本能是一致的：在与美国保持大体一致的同时，寻求扩大自身的战略回旋空间。

由此看来，“战略自主”更应被视为一种筹码和灵活性，而非单纯的自给自足。

一个具备“战略自主”的国家可以采取令当今超级大国不悦的外交立场，可以在不完全依赖他国装备或授权的情况下部署军事力量，还能保持对关键供应链的掌控以抵御来自竞争对手的胁迫。

拥有自主行动能力

“战略自主”的内在逻辑由来已久，但这个术语出现的时间其实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晚。

法国二战后的领导人夏尔·戴高乐在20世纪60年代的很长时间里致力于把后来被称为“战略自主”的概念制度化。1966年，他令法国撤出北约的一体化军事指挥机构，同时继续留在北约联盟内部。戴高乐反对的是法国的安全问题事实上由美国说了算。

他的逻辑很简单：一个在安全上依赖他国的主权国家并不完全拥有主权。

尽管戴高乐本人从未明确使用过“战略自主”，但这个术语后来被正式纳入法国的防务方针，即1994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

1998年，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与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签署《圣马洛宣言》，这一概念从而扩展到更广泛的欧洲政治层面。他们主张，欧洲需要具备“在可靠军事力量的支持下采取自主行动的能力”。欧盟随后在2016年发布的《全球战略》中正式确立这一政策。

在戴高乐推行其政策的同时，不结盟运动代表另一条并行发展的路径：冷战时期，印度、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等国家通过这一运动在美苏之间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最大化争取筹码

人们对“战略自主”的兴趣之所以重新高涨，源于一个共同的原因：对越来越多的国家而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不再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反而日益成为一种负担。

一些领导人已经走在时代前列——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比其他欧洲领导人提前几年就开始倡导欧洲的“战略自主”——但真正改变政治格局的还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任期。

有些政府曾经认为美国的安全保证是无条件的，但如今它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印度的“战略自主”版本或许最为成熟且具启发意义。纳伦德拉·莫迪政府顶住西方制裁，坚持购买俄罗斯石油。印度在联合国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表决中投下弃权票，同时又不断深化与美国的防务合作。

从传统盟友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似乎前后矛盾，让人难以理解。但如果从“战略自主”的角度来看，它就更为清晰易懂。印度正在各种相互竞争的关系中最大化地争取自己的筹码，同时拒绝长期依赖其中任何一方。

加拿大似乎也到达类似境地，尽管途径不同。特朗普关于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暴露出渥太华对华盛顿的依赖程度。作为回应，加拿大政策制定者现在开始追求贸易多元化、加大国防投入并寻求更广泛的伙伴关系。

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则展现出同一逻辑的更强版本。安卡拉一方面仍留在北约，另一方面却在使用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利雅得在打造本土国防实力的同时，也在寻找除华盛顿以外的武器供应商。

一种分歧正在显现。一些国家的政府甘愿承受对大国的深度依附；而另一些国家则下定决心，哪怕在正式的同盟与伙伴关系内部也要极力保持自身的灵活性。

这种区别——即追求“战略自主”的国家与不追求“战略自主”的国家之间的区别——正在越来越深地影响全球政治。（编译/赵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