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2日报道 英国《新政治家》周刊5月29日刊发题为《英国不愿直面的现实》的文章，作者是汤姆·麦克塔格。全文摘编如下：

如今报道英国政坛，仿佛深陷绝望、惶恐、愤慨与权谋交织的泥沼。十年来，局势始终如此。首相换了一任又一任，每位都卷入政治风暴，却无人能平息乱象。这般局面看似愈演愈烈，实则并非史无前例。1980年，日后将出任工党领袖的富特曾直言，英国下议院极易陷入群情激奋的状态，沦为乌合之众。如今斯塔默成为又一位在风暴中勉力维系权位的首相，人们难免再度想起富特的这番洞见。本周我与多位内阁大臣交谈，能明显感受到，面对周遭乱象，他们满心茫然，却又束手无策。

在富特看来，伟大的政治家不仅要有勇气对抗议会里的狂热群体，更要读懂整个国家涌动的变革思潮。归根结底，政坛内部的动荡，根源往往都在民间。本杰明·迪斯雷利便是这样一位人物。在富特眼中，他是“正直的保守党人”。19世纪三四十年代，宪章运动为广大工人争取权益，旁人只看到暴乱与混乱，唯有迪斯雷利挺身而出为之辩护。1839年，顶着全场强烈的反对声浪，他说道：“无人能否认，宪章派民众正承受着深重的苦难。议会已开会五个月，可为民众做过什么？一无所为……社会动乱近在咫尺，政府却忙着册封贵族。”

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右翼思想家多米尼克·卡明斯等人早已发出警示，当下局势与19世纪40年代高度相似——那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全面掀起激进浪潮的年代。重读迪斯雷利的慨叹，今人很难不产生共鸣。自2016年以来，议会争吵不休、乱象丛生，一届届政府接连被裹挟、压垮。除脱欧一事外，没有哪届政府留下过具有长远意义的政绩。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当权者却始终纠结于细枝末节。在富特看来，迪斯雷利之所以能名留青史，是因为他拥有非凡的政治远见：他洞悉身处变革时代的社会现状，也明白这类问题无法回避，必须正面应对。

政治精英深陷内斗

如今，风暴愈演愈烈，可英国依旧在试图回避这场变局。放眼全球，从乌克兰、伊朗到美国硅谷，变局无处不在。英国国内虽尚未发生世界级重大危机，但诸多力量正在颠覆其长久以来的固有秩序。然而政治精英们却愈发荒唐地深陷内部权斗。英国政府运转陷入停滞，掌权者被恐惧、虚伪与私利牢牢裹挟。仅在上周，我接触的几位大臣便陷入两难：即将举行补选，工党候选人安迪·伯纳姆参选，他们不知自己该不该为其助选；同时又暗自纠结，是否该乐见他惨败。

首相斯塔默、北方政坛对手伯纳姆，还有其他几位潜在竞争者各自拉拢派系，党内分裂加剧。

这场潜在的党内争斗，一度动摇过斯塔默的心态，如今反倒让他振作起来。在议会中，他表现得比往日从容，仿佛嗅到了终局的气息，正如作家克莱夫·詹姆斯追忆人生最后岁月时所写：“生命落幕前，终将绽放最后的华彩。”连日来，政府接连推出一系列新政：暑期家庭出游税收减免、儿童免费乘车、下调关税以降低食品价格。但经济学家保罗·约翰逊一语道破本质：这些举措究竟能带来多大实效？食品补贴每年耗资1.5亿英镑，分摊到3000万户家庭，每户每周仅能省下10便士。

面对接踵而至的变革，英国政府僵化迟钝、无力应对，问题触目惊心。举三例为证：第一，英国基建成本高居全球前列。高速铁路2号干线预估耗资1000亿英镑，远超美国月球基地项目预算，更是欧洲同类高铁线路造价的十倍之多。第二，英国借贷成本远超多数竞争对手。2020年，英国政府国债利率比法国高出约0.5个百分点，如今这一差距已扩大至近1.5个百分点。第三，英国工业用电成本位居欧洲榜首。本土发电量不足，高度依赖进口天然气，整体经济运行成本被推高。

恶果已然显现。近20年来，英国经济增长持续疲软。英格兰北部、威尔士、苏格兰及北爱尔兰的经济低迷状态，更是长达40年之久。失业率攀升至5%。再加上移民问题引发的持续动荡，即便是政坛里见惯风浪、心态豁达的老人，也开始忧心：无论何党上台，社会冲突恐怕都难以避免。

治理体系积弊深重

1844年2月，迪斯雷利在下议院就“爱尔兰问题”发表演说。他发问：何为爱尔兰问题？有人说是民生问题，有人说是精神信仰问题；时而归咎于贵族阶层缺位，时而怪罪铁路建设滞后；今日谈教皇势力，明日聊土豆饥荒。“民众食不果腹，再加上世上最软弱无能的行政体系。”他细数种种矛盾。那么出路何在？他给出了答案：革命。但爱尔兰无法发起成功的革命，因为它受制于强大的英格兰。

我始终认为，这篇演说中的诸多思考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不妨追问当下：何为英国困局？国家萎靡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是地理因素——远离欧洲大陆，又错失亚洲新兴商业中心的发展机遇？还是精神危机——国民对自身历史、使命、定位与民族特质丧失信心？抑或是精英阶层缺位：如今英国显然缺少有能力的统治群体，行政体系软弱涣散。基建落后的困境，与当年爱尔兰缺铁路的窘境如出一辙；虽没有土豆饥荒，能源短缺与高价油气却成为新的顽疾。

再来审视迪斯雷利提出的出路：革命。如今的英国，能靠革命走出困境吗？英国的危机，本质更简单、也更深刻：并非联合王国压迫民众，而是现行英国国家治理体系积弊深重。

1844年谈及爱尔兰困局时，迪斯雷利曾发问：当一名英格兰政客手握另一个国家的未来时，该肩负怎样的职责？他答道：用政策主动实现变革，替代暴力革命想要达成的目标。这句话放在今天依然适用。无论是现任首相斯塔默，还是党内其他竞争者，工党能拿出一套完整方案，以政策推动深度变革吗？英国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这一点吗？斯塔默渐进式的施政思路早已被证明无力破局；而伯纳姆推崇的“曼彻斯特理念”，若不能快速深化为系统性改革，同样难有作为。

缺乏破局可行方案

如今，左翼思潮与自诩中立的中间派都陷入困境：真正能对现行政治体系形成激进思想挑战的，并非左翼，而是民粹右翼。如今追随法拉奇的改革党年轻支持者，精神领袖不再是撒切尔夫人，而是与撒切尔夫人同时代的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他们推崇鲍威尔反对国际法、严控移民、疏离欧洲、质疑英国依附西方阵营的种种主张。可左翼的精神旗帜，又在哪里？

工党、伯纳姆和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同样拿不出重塑政治经济体系的可行方案。如今的英国政坛，没有任何个人或派别真正严肃解答当下的难题。就连内阁大臣也坦言，政府并未深入剖析国家的深层症结，更无配套解决方案。他们辩解称，历来没有政府能面面俱到，外界应当给予当局“边做边学”的空间。但这样的说辞还远远不够。

等他们摸索出答案，世界早已再度巨变。多位深耕人工智能领域的业内人士表示，人类已然迈入新一轮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而这一次，人工智能将带来同等颠覆性的“智力爆发”。19世纪40年代迪斯雷利、马克思所处的政治动荡，恰好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之巅；如今，历史正在重演。

面对这一切，谁有应对之策？如何保障英国工业获得充足且廉价的能源，维持国际竞争力？如何让英国政府重新具备治理能力？又该如何定位英国在欧洲、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中的角色？

当下的英国，恍若重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动荡岁月——那是富特、鲍威尔、撒切尔同台博弈的时代，思潮碰撞，风雨欲来。卡明斯与克拉克认为，如今局势更接近19世纪40年代，我深以为然。和彼时一样，科技、资本、信仰、民主全都处于剧烈变动之中。变革的大幕已然拉开，可谁能挺身而出、扛起时代重任？我们这个时代的迪斯雷利在哪里？我们的马克思又在何方？（编译/郁葱）

英国《新政治家》周刊5月29日一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