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30日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5月28日刊登文章，题为《中国的下一次跃升：成为前沿科技文明国家》。文章编译如下：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2011年撰文指出，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曾对美国实力的本质提出过一个发人深省的见解。李光耀认为，中国可以依托其庞大的人口规模来谋求发展，但美国拥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优势：即在异常开放、多元且富有创造力的生态系统中，吸引并整合全球人才的能力。美国的创新体系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具有生成能力。

十五年后，中国于4月30日在上海召开了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从表面看，这似乎又是一次高级别科技政策会议。但实际上，这是一份战略宣言，表明中国不仅要在制造业、商业化、产业部署方面参与竞争，更要在基础研究领域展开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几乎未获西方媒体报道。

随后，上海媒体报道了民营领域顶尖技术专家和学者的广泛反响。报道援引了智元机器人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彭志辉、无问芯穹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夏立雪、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林以及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徐天衡等人的发言。

他们的发言显示出北京方面日益重视基础研究、科技自立自强和原创性创新，并将其视为国家实力、科技竞争力以及中国长期经济和战略安全的基石。

数十年来，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吸收、优化和规模化采用现有技术的非凡能力，这使其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1到100”文明。凭借强大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和政府协调，中国在高速铁路、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无人机和电信等技术的商业化及部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现代科技时代的许多基础性突破大多源于西方，其中包括半导体、互联网、量子力学、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以及机器深度学习等。北京方面日益认识到，真正的“0到1”创新需要突破性科学发现、实验精神、包容失败以及着眼于长远的科研文化。

中国认为，从“1到100”的规模化发展模式转向“0到1”的突破性创新模式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随着围绕科技主导权的斗争日益激烈，北京方面越来越将基础研究视为追求“知识主权”的一个途径。

现代中国治理体系在协调、动员、严格执行和大规模产业部署方面表现卓越。而突破性科学发现往往依赖于模糊性、实验精神、不同意见以及对失败的包容。

中国面临的挑战正日益体现在文化和认知层面，而非物质层面。中国已拥有庞大的科研基础设施、高校、资金和工程人才，2024年研发支出达到3.6万亿元。此外，中国在多项科研论文指标上也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美国。

但前沿创新需要的不仅仅是规模。中国的教育和人才体系历来强调标准化、考试成绩和技术执行，而突破性发现却更多依赖好奇心、跨学科思维、冒险精神和对不确定性的包容。中国不仅需要更多科学家，还需要不同类型的科学家。

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地位正日益提升。科学家不再仅仅担任顾问，而是越来越多地被直接纳入政策制定和产业战略工作中，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航空航天、机器人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这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新质生产力”的重视，它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和地缘政治实力的基础。

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在更广泛层面上反映出执行力与创新力、协调性与创造力、规模效应与原创性之间的系统性较量。

此次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不只是一次例行政策会议。它标志着一场文明转型：从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文明，转向在知识创造、技术标准和认知能力上寻求占据领导地位的科技文明。当前正在上演的不仅仅是一场技术竞赛，更是一场关于文明如何在21世纪组织知识、权力、创造力和治理的更深层次的角逐。（编译/杨雪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