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22日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5月18日发表题为《北京峰会改写超级大国经济交往的规则》的文章，作者是伊姆兰·哈立德。全文摘编如下：

中美元首峰会落下帷幕，标志着国际体系的结构布局迎来一个关键转折点。

此次会晤意义深远。此前许多分析人士曾预测，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两国关系可能陷入不可逆转的螺旋式下行。但是，此次峰会没有陷入常规的外交僵局，而是构建一个相对连贯的框架，北京将其定义为“建设性战略稳定”。

对于全球政策制定者和动荡的国际市场而言，这一事件标志着剧烈的经济碎片化进入系统性停歇，证明中美两国政府目前的首要任务都是打造国内经济的“防火墙”，而非任由地缘政治局势升级失控。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在峰会召开前，主流媒体的叙事基调普遍认为，华盛顿与北京正不可避免地走向彻底的经济脱钩，甚至终将爆发军事冲突。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观点夸大其词。峰会揭示，双方，尤其是中方，展现出高度审慎与务实。

要理解这一不断变化的动态，需要通过一个由不同结构性支柱驱动的清晰、分析性框架，来审视这场和解努力的运行机制。

早在之前，这一外交转向的铺垫便已展开。中方提出，中国与美国能否超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兴大国挑战既有霸权大国的宿命，从而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

这绝非空洞的辞令，而是向美国发出信号：北京已做好准备，意欲重塑两国交往的规则与模式。外交部长王毅在峰会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阐述了有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他强调，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中美之间即便有竞争，也应是相互借鉴的良性竞争，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从而为面临中东地区冲突扩大的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外交台阶。

机制化经贸磋商新模式

中国致力于推动关系缓和的最切实证据体现在经济领域。北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魅力攻势”。就在峰会举行前，中方代表团展开密集的外交努力，在韩国举行高度针对性的经贸磋商，直接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化解前期的经济摩擦。

这些外交努力取得积极成果。中方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双方还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此外，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充分表明，中国正致力于将双边关系引向制度化轨道，要从那种极易波动的旧模式转向一种结构清晰并且可以预期的新模式。

这次峰会最具前瞻性的维度在于双方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这一进展表明，中美两个大国看待技术竞争的视角发生深刻变化。尽管华盛顿目前仍对先进半导体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但中美两国政府均已清醒地意识到：若任由人工智能处于无序状态甚至被武器化，将对各自的国内治理体系乃至全球体系的整体稳定构成严峻威胁。

这一转变将彻底改变眼下的地缘政治走向。全面爆发灾难性关税战的紧迫风险正趋于缓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机制化的分领域经贸磋商模式。这种高层的双边缓和从南亚的角度来看与从华盛顿或布鲁塞尔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对于整个全球南方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全球两大市场之间关系的趋于稳定，让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这降低了贸易与技术标准被迫走向分裂的风险。

高明的战略风险管理

峰会后的现实局面可以划分为五个具体维度。

第一，这里存在一条绝对的红线，中方已明确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第二，该框架引入两个平行的经济委员会，设立专门的贸易与投资理事会。这些机构提供一种结构性的缓冲机制，旨在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产业冲击，从而有效保护企业供应链免受突发政治冲突的干扰。

第三，该协议为双方赢得三年的战略缓冲期。它构想的建设性战略稳定之路旨在明确引导双边关系度过中期阶段。

第四，这个框架依托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四个维度。中方将其阐述为：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第五，中美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有利于建立起强有力的机制，推动全球软件与安全标准。

政策制定者切不可将这种“战术性停顿”误视为永久性和平。中国在贸易、人工智能及地区安全领域为实现与美国和解做出的努力实际上是高明且复杂的战略风险管理。通过向特朗普政府提供即时且可量化的经济成果，北京成功地为自身赢得宝贵的时间与空间，从而得以巩固国内市场，并加速构建其内部的创新循环体系。

对华盛顿而言，如果只接受眼前的短期交易性成果，而缺乏凝聚力强的长期战略，将使中国在未来十年彻底掌握全球经济架构的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美国的交易式外交能够轻而易举地化解眼前的危机，却不能取代一套严谨的长期大战略。（编译/赵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