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21日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5月11日发表题为《中国知道管理新技术可能比发明新技术更难》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这家无人机培训中心具备一名新飞手所需的一切：用来掌握基础技能的开阔场地，用以提升操控精准度的障碍训练场，用于学习规划远程航线的电脑。但其最重要的优势是地理位置。本月，出于安全考虑，北京已全域禁售无人机。而上述这家培训中心地处与北京交界的河北省，当地监管限制相对宽松。该中心负责人白建通（音）表示：“相关培训已开始向这边转移。”

不过，相对宽松并不等于没有监管。培训中心每天早晨都要向空管部门报备，确认其无人机可否飞行。其获准飞行的空域上限严格限定为50米。学员必须接受近三个月的培训并通过严格考核，才能拿到资质证书。白建通支持这种严格监管，他说：“行业要良性发展，首先必须进行有效监管。”

中国为规范无人机发展所做的努力，反映出当前全球官员面临的棘手问题：在一项技术导致不良后果出现之前，应进行多严格的监管？这种两难（既要给创新留出足够空间，又要以足够的监管防范风险）是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监管挑战。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等诸多新兴领域都面临同样的两难选择。中国的应对措施尤为关键，因为在诸多前沿科技领域，中国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

原则上，既要对各类新兴发明保持开放包容，又要对技术应用保持审慎克制。在实践中，中国始终在努力平衡这两个目标。

以自动驾驶为例。中国天然具备领跑这一领域的潜质：全球约70%的电动汽车产自中国，中国还大量生产自动驾驶汽车所需的各类传感器。但从即将实行的新规来看，监管层已开始踩刹车。新规要求，对于L3级自动驾驶车辆（系统接管全部操控，但驾驶员须保持警觉的车辆），如果驾驶员未能及时响应系统警示，车辆必须自行安全靠边停车。

当前，中国正寻求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适度的平衡。

中国学者借用“科林里奇困境”这一理论，来解释这种时而放开、时而收紧的监管模式。这个概念以英国阿斯顿大学已故教授戴维·科林里奇命名。他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当一项新技术尚处萌芽阶段时，人们无法预判其发展走向，因此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监管；但技术普及后，又会很快进入极难监管的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后，中国已有大量学术论文探讨如何摆脱这一困境。今年3月，复旦大学专门举办人工智能治理专题论坛，聚焦科林里奇困境。

值得赞赏的是，中国学者提出了这样凝练的思考方式，用于审视新技术的监管问题。

中国官员常因高瞻远瞩的规划受到称赞，但在新兴科技治理方面，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仍在摸索前行。（编译/刘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