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4月25日报道 德国《时代》周报网站4月1日刊登题为《赫尔穆特·冯·毛奇：二战德国反纳粹运动“最杰出头脑”》的文章，作者是福尔克·乌尔里希。内容编译如下：

1942年，德国记者露特·安德烈亚丝-弗里德里希在日记中写道：“角落里，一位神情严肃的男子静静靠在椅背上，睁大眼睛，专注地打量在场的每个人。他话很少，几乎不参与这场激烈的讨论……当这位沉默的陌生人先行告辞时，我开口问：‘那位先生是谁？’‘毛奇。赫尔穆特·冯·毛奇伯爵。我们中最杰出的头脑。’”

德国反纳粹运动中最杰出的头脑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确实当之无愧。与大多数资产阶级保守派和军方反对派不同，他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纳粹主义。他还是最重要的抵抗组织之一“克赖绍集团”的精神领袖。毛奇何以成长为这般人物？他从何处汲取力量？又如何鼓起反抗的勇气？

深受母亲影响

1907年3月11日，毛奇出生在西里西亚克赖绍的家族庄园，这片土地是其著名先祖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在1866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后购得的。除了父系传承的普鲁士保守主义外，母系的血统也为这个家族注入了新元素：多萝西·冯·毛奇是南非备受尊敬的法律界人士詹姆斯·罗斯·英尼斯爵士之女。1905年，多萝西与毛奇的父亲在比勒陀利亚成婚，毛奇便是他们的长子。

多萝西认为威廉二世时期的国家令人窒息。她在1910年写道，必须“打破传统与偏见的壁垒，让自由之风吹进来”。她十分排斥普鲁士容克贵族的阶级优越感，称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度”是“文明国家的耻辱”，并将当时普遍存在的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恐惧嘲讽为“一个可笑的幽灵”。因此，多萝西未因霍亨索伦王朝的覆灭而流一滴眼泪，并将魏玛共和国的成立视为一个重大进步，更不用说女性也在此过程中获得了选举权。她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了左翼自由派的德国民主党。

年轻的毛奇的政治成长深受其母影响。正是这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主义熏陶，赋予了他对纳粹主义的免疫力。

1925年，毛奇高中毕业，开始攻读法律专业，起初在布雷斯劳，随后转至柏林。在那里，他结识了教育家、社会改革家欧仁妮·施瓦茨瓦尔德，后者邀请他在1926年夏天前往她位于萨尔茨卡默古特格伦德尔湖畔的度假屋。每年都有包括艺术家、作家、记者、演员和科学家在内的国际名流在那里聚会。在这种宽容的氛围和成熟的辩论文化中，毛奇感到如鱼得水，而他身上自幼萌芽的特质，一种开放包容、不受任何民族主义狭隘思想束缚的思维方式，也在此得到巩固。

1929年，22岁的毛奇在格伦德尔湖畔邂逅了比他小4岁的弗雷娅·戴希曼，一位科隆银行家的女儿。多年后，年事已高的弗雷娅谈到那一刻时，依旧热情洋溢：“一见到他，我的心跳就停止了。”两年后，两人在科隆结为夫妻。弗雷娅是毛奇的理想伴侣。若没有她无条件的支持，他便无法投身抵抗运动，也无法承受随之而来的种种压力。

乱世中的清醒者

自1930年起，年轻的毛奇目睹了魏玛宪法被逐步掏空，以及纳粹党似乎势不可当的崛起，心中的担忧日渐加剧。他曾与母亲一起阅读希特勒《我的奋斗》。毛奇严肃地警告说，希特勒会将他在那本“可怕的书”中宣称的一切变为现实。

纳粹上台时，毛奇正在柏林高等法院见习。1933年1月30日，他直言这是“一场头等灾难的开端”。当许多曾经的共和国支持者纷纷投入胜利者阵营时，毛奇却拒绝向该政权做出任何让步。对他而言，在政府部门任职已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1934年2月，通过助理法官考试后，他和弗雷娅启程前往南非探望祖父母。就在旅居期间，“罗姆政变”(又称“长刀之夜”，发生在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的清算行动——本报注)的消息突然传来。这场针对冲锋队领导层及其他被现政权憎恶的人物的暗杀震惊了世人。毛奇夫妇也陷入纠结：朋友们劝他们留在南非，但他们最终决定回国。

1935年8月，毛奇在柏林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他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帮助受迫害犹太人移居国外，并尽可能地帮他们保全大部分财产。但他越来越感到，随着法治规范的瓦解，自己的行动也越发受限。因此，他希望同时接受英国出庭律师的培训，并利用在伦敦的必要逗留时间建立政治人脉。在此期间，他与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创始人莱昂内尔·柯蒂斯结下深厚友谊，并由此结识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英国政界人士。这种局外人的视角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纳粹德国局势的认识。

他强烈反对英国政府内部普遍存在的通过让步安抚希特勒的观点，认为这只会助长他的侵略意图。毛奇将1938年9月底签署的《慕尼黑协定》视为可耻的投降，而几周后的“水晶之夜”证实了他最糟糕的担忧。

1939年6月，他与弗雷娅再次前往伦敦，并在那里租了一间办公室。他告诉身在南非的祖父，他认为自己已在伦敦“站稳脚跟”，“可以尝试开展工作”。9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计划瞬间化为泡影。

献身反纳粹运动

两周后，毛奇被征召到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外事及防御局(即情报机构——本报注)的国际法咨询处服役。在局长威廉·卡纳里斯的庇护下，他竭力推行国际法准则，以对抗日益失控的战争行为。但他很快便意识到，每一次成功都如同“战胜九头蛇”一般：“我砍下怪兽的一颗头颅，却又长出了十颗新的。”

通过工作，毛奇全面了解了纳粹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他不禁自问：“我能在知晓这些的情况下，继续坐在温暖的公寓里喝茶吗？我难道不会因此成为同谋吗？”

早在1940年夏天，在希特勒战胜法国之际，毛奇便决定积极投身抵抗运动。他与同样出身于普鲁士贵族世家的好友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一起，开始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克赖绍集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政治、宗教和社会背景迥异的人士团结在一起。

1944年1月19日，毛奇被捕。起初，这位“特殊囚犯”仍享有特权。他可以穿着便服，获得额外的食物，并有人送来书籍，他尤其专注于研读《圣经》。

1944年7月初，他似乎还有获释的希望，但在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一切已不再可能。9月底，毛奇被送入柏林-泰格尔监狱。该监狱被称为“死人屋”，因为关押在这里的人都面临死刑判决。

1945年1月9日和10日，审判终于在人民法院举行。面对希特勒手下“血腥法官”罗兰·弗赖斯勒的暴怒，毛奇的镇定令人叹服。“既然我早知道结果如何，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冷冷地盯着他的眼睛，这显然让他很不爽，而我却突然忍不住笑了。”

1月11日，毛奇被判处死刑。12天后，他在普勒岑湖监狱被绞死。在他给弗雷娅的最后几封信中，他写道：“我的心啊，我的一生已经圆满……上帝在造就我时给予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编译/钟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