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4月23日报道（文/宋常青白丽萍）1907年至1908年间，英法探险家相继踏入中国敦煌，从藏经洞掠走大批珍贵文献。这些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典籍自此离开故土，流散海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一个多世纪后，这段历史遗憾不断迎来转折。2005年至2025年底，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历时20年，完成《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全部整理出版工作。流散英法的珍贵文献，终以高清图版形式回归故土。

珍贵文献以出版形式“回家”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从中出土了6万余件公元5世纪至11世纪的珍贵文献，其中古藏文文献达上万件。

这批古藏文文献是现存最为古老的藏文文献，内容涵盖佛教经典、历史著作、契约文书、政事文书、法律条文、占卜文书、书信等，生动展现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社会风貌及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

然而，这批珍贵的文献惨遭劫掠，流散海外。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古藏文文献，是流失海外最大宗、最重要的民族古文字文献。日本、俄罗斯、德国等国亦有少量存藏。有学者曾痛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1978年至1979年，法国藏学家埃·麦克唐纳和日本藏学家今枝由郎合作编纂了《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书选刊》两卷本，公布了《吐蕃大事纪年》等数十篇重要文献图录。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学者若要查阅文献，要么远渡重洋，要么到收藏有微缩胶卷的个别单位借阅，资料获取极为困难，研究举步维艰。

彼时，学界对于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学术价值尚缺乏充分认知。国内研究多集中于社会经济文书与历史典籍的释读，对数量庞大的佛教文献涉猎有限。这导致大量古藏文佛教文献至今仍处于“沉睡”状态，未能充分发挥其在宗教学、佛教史与汉藏文化交流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面对文物尚无力回归的现实，中国学者期待着海外敦煌古藏文文献能够先期整理刊布。

2005年，西北民族大学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签署合作编纂出版《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和《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协议，由该校负责文献的编目、编纂。

同年，西北民族大学发挥专业优势，正式成立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肩负起流失海外民族文献与艺术品的整理研究重任。该校三位学者才让、扎西当知、嘎藏陀美组成核心团队，承担了编目整理工作。

2025年底，随着《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最后三册出版发行，一场历时20年的文化回归之旅终于画上圆满句号。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的两部大型丛书，共计61册已全部整理出版，这是世界上首次按编号顺序将法、英藏敦煌古藏文文献全部整理出版。让流散海外逾百年的敦煌古藏文文献以出版形式“回家”。

整理出版的文献涵盖佛教经典、历史文书、医学占卜、民间契约等广泛内容，许多文献为国内外首次完整披露，极大丰富了学界对吐蕃时期西北地区社会、宗教、语言、制度的认知。高清图版的出版，使研究者得以摆脱长期依赖缩微胶卷或早期黑白照片的局限，能清晰辨识写本细节，推动敦煌文献研究步入全新阶段。

“实物虽仍在海外，但影像与知识实现了归国。它以学术合作的方式，将流散的历史文献转化为共享的文明财富，既部分抚慰了百年之痛，也昭示了文化自信的底气。”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所长才让表示。

整理工作之艰难超乎想象

此前，敦煌古藏文文献虽有法国藏学家拉露编的目录，以及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但仍有许多文献没有定名，或者定名不准确，全部整理出版的难度很大，任务十分艰巨。在这20年中，整理工作之艰难，超乎想象。

“我们逐字逐句研读辨析，对每一条未定名条目，均依托文献本身信息，比对藏文《大藏经》等权威典籍，确保翻译与定名的规范性。”才让说。

“有些文献破损严重，字迹不清，辨认起来很困难，但我们反复阅读，直到搞清其内容为止。”西北民族大学教授扎西当知表示，敦煌古藏文写本年代久远，书写风格与后世藏文有明显差异。部分写本字迹漫漶、纸张残损，许多字母仅存轮廓。团队成员需借助放大设备反复辨认，并结合上下文语境推测残缺内容。对于同一字形在不同写本中的变体，团队建立了专门的字形比对档案，以积累辨认经验。

编目工作虽琐碎繁杂、耗时颇久，却不容拖延，否则将影响整体出版进度。经过不懈努力，此次编目与定名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其全面实行藏汉双语定名，不仅填补了既往目录在双语著录上的空白，也显著提升了文献整理的规范性与系统性。

2021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35册全部出版完成，收录文献编号3175个、高清图版2.8万余幅，首次完整呈现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全貌。

2025年底，《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26册全部出版，英法两国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至此悉数面世。

一个多世纪的流散与等待，终于化作61册图书在故乡的书架上整齐排列。实物虽暂留海外，但文献所承载的文字与记忆，以清晰、完整的方式回归故土。这既是一次文献的回归，更是传统文化根脉的接续。

这批文献的出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者依赖外国图书馆的被动局面。“法藏、英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整理出版，填补了一百年来敦煌文献整理出版中的重大空白，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藏学和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声望。”才让表示。

著名藏学家王尧等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了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出版，认为这是我国敦煌文献整理出版中又一里程碑式的工作，将进一步深化吐蕃历史文化的研究，并且对我国的佛学研究、敦煌学研究、藏学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这些文献以出版的形式回归故里，为我国一项民族文化保护工程写下新的一页。

从“再生性保护”迈向“全球共享”

不过，对于以西北民族大学为核心的整理团队而言，让文献“回家”并非终点，而是履行更深层次学术使命的起点。他们正致力于从“再生性保护”迈向“全球共享”，为敦煌古藏文研究开启全新的一页。

传统的纸质出版虽然最大程度还原了文献原貌，但受限于物理形态，学者在检索、比对、分析文献时仍然耗时费力。建立系统化、智能化的数据库，成为深化研究的迫切需求。

为此，西北民族大学团队在文献整理出版的基础上，进一步启动研发了“敦煌藏文全文数字化检索平台”。团队对流散海外的敦煌古藏文文献，进行全面、彻底的梳理、辨析、考证，最终确定有重要研究价值的1450个文本为对象，对其整理、编目，创建文本数字化资源库。

扎西当知介绍，团队正在完善“敦煌藏文全文数字化检索平台”和扩充“敦煌古藏文文献数字资源库”，计划将已整理出版的数万幅图版进行深度的结构化处理，为每一件文献标注藏汉双语名称、编号、形制信息（如纸张、尺寸、行数）、内容分类（佛教经律论、历史文书、社会经济契约等），并提取关键词与主题词，使藏汉两文可以相互检索，实现文献的精准定位与快速获取。

从“再生性保护”到“全球共享”，背后是中国学者学术视野与自信的提升。西北民族大学团队深知，学术资源只有被广泛使用，才能焕发其真正的生命力。他们正在计划逐步扩展敦煌古藏文文献数据库，在保护文献数字版权的前提下，探索有条件地向全球学术界开放共享数据资源。这一举措，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中国学者远赴海外、各自为战的研究格局，使中国真正成为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中心与共享枢纽。

当前敦煌古藏文数字资源回归也吸引了大量科研资源与青年人才汇聚。目前，西北民族大学已承担古藏文文献整理、语言文字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等领域的40余项国家级课题，形成了老中青结合、多学科交叉的科研团队。老一辈学者如才让教授等，以20年的坚守完成了文献整理出版的奠基工作；中青年学者则在数字化、数据库建设、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开拓新方向。这种代际传承与学科交叉的良性循环，为敦煌古藏文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与此同时，这些成果也正在进入教学一线。西北民族大学将文献整理与数字化过程中的一手经验融入课程体系，培养了一批既通晓古藏文又能运用数字人文工具的复合型人才，他们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中坚力量。

从纸张到数字，从收藏到共享，从追赶到引领，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归国路”及其后续发展，是中国学者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的一个生动缩影。

为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

2025年，西北民族大学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启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全彩校勘出版工程，标志着流失海外百余年的敦煌古藏文文献，正以更高品质、更完整面貌回归祖国学术视野。从文献整理到高清还原，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出版回归之路又将迎来一个里程碑。

黑白图版在呈现朱笔批注、多色写经、图画符号等方面存在局限。为此，西北民族大学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再度携手，计划3年完成《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全彩校勘出版工程，以高清全彩工艺还原文献原貌，预计将出版100余册。同时，全彩版项目已被纳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的《敦煌文献全集》出版工程。

相较于黑白版，全彩版将实现多方面技术上的突破。才让介绍，在朱笔还原方面，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常见朱笔书写、批注和标记，全彩印刷可清晰呈现朱墨与黑墨的区别，为研究书写习惯、文本层次提供关键信息。在图画细节方面，文献中的插图、曼荼罗图、符咒图案等将更加清晰可辨，为研究敦煌艺术提供珍贵素材。在多色写经方面，部分佛教写经使用多色书写，全彩版可完整还原其艺术风貌与宗教意涵。尤其是全彩图版将大大提高残卷辨识度，对于字迹漫漶、墨色褪变的残卷，彩色图版比黑白图版能提供更多辨识线索，有助于文献的准确释读。

敦煌古藏文文献从“流失之痛”到“编纂出版”，再到2025年全彩版启动，实现的不仅是文献的回归，更是文化自信的重塑。

随着数字化成果的不断丰富和共享机制的逐步完善，这些流散海外的古藏文典籍，必将在数字时代被真正“唤醒”，成为全球学者可以随时调取的活态资源；它们所承载的关于敦煌的佛教、历史、法律、医学、民俗的记忆，也将在跨文化的对话中不断被重新发现、重新解读。这不仅是敦煌文献研究的新篇章，更是中华文明在数字时代为人类共同遗产保护与共享贡献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