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15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3月10日刊登题为《这是亚当·斯密等待已久的时刻》的文章，作者是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贾森·弗曼。文章编译如下：

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当前经济状况令人不安，而未来似乎更加糟糕。他们把焦虑指向其他国家，认为那些国家正通过贸易占我们便宜；或者把焦虑指向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具备影响就业的潜力。立法者的回应是提出反垄断政策、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些针对时局最清晰的指导意见竟然来自一本出版于250年前的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斯密的观点被广泛引用，也被广泛误解。保守派常常将其观点简化为追求自由放任，认为他倡导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唯一引导经济发展的力量。自由派常常觉得他脱离实际，轻蔑地视之为露骨的、反社会的贪婪心态的代言人。其实，这两种看法背后的真实情况更加有趣，也更贴合我们如今面对的复杂问题。

人们会下意识觉得，应对技术变革的正确方法是试图通过规章制度来管控变革。但斯密明白，没有谁的头脑能够设计或者指挥这个错综复杂的专业化分工网络。劳动分工远远超出单一工厂的范围，把农场与城镇、把一国与另一国联系在一起。为我们带来人工智能的那些劳动分工更是难以想象、难以理解、难以控制的。

这样的协同源于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

虽然斯密的观点被曲解了太多次，但他确实并非简单地歌颂贪婪。在发表《国富论》之前，斯密撰写过《道德情操论》，强调同情心、道德判断和我们对他人认可的渴望。不过，斯密同样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在商业领域，斯密认为政策必须立足于人们的实际行为，而非我们期待他们会如何行动。他在《国富论》中写道：“我们的晚餐并非源于屠夫、酿酒师或者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面向他们的仁慈，只面向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从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求，只谈论对他们的好处。”

因此，斯密质疑那些妨碍个体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架构——包括政府偏好、大雇主压低工资的行为以及限制竞争的制度。这些批评貌似切中当今要害。从限制行业准入的职业许可规定，到限制新医院或新住房建设的规制壁垒，现代经济体仍然在保护既得利益者，牺牲消费者与劳动者的利益。当然，我们今天也比斯密更清楚地看到，企业可以产生持久的垄断力。这就需要积极反垄断，以维护竞争，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假设竞争会自动出现。

斯密用最强烈的怒火指向那个时代的主流经济思想：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用以衡量成绩的标准是黄金库存与贸易顺差，而非人的福祉。重商主义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倾向于用关税阻止进口、用补贴促进出口。这些天来，我在观察经济决策的时候，发现自己一遍遍重复斯密在250年前首次提出的观点：贸易逆差本身并非坏事，进口是消费者获得实际利益的来源，贸易则会扩大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我们在当今的关税政策中，又一次明显看到对于双边贸易平衡和产业微观管理的过度关注。这在斯密看来会是严重的错误。这样做的结果是选择变少、价格变高、增长变慢——恰恰与这些政策承诺要保障的经济安全背道而驰。

如今，当人们对市场的信心日渐减弱，对政府的信心也经受考验时，斯密的启示在于，要约束权力，要维护竞争，要始终把关注点放在斯密一直坚持的地方：改善普通人的生活。（编译/刘子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