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10日报道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3月6日发表题为《美国袭击伊朗，亚太国家应极度担心》的文章，作者是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奇蒂格杰·巴杰帕伊。全文摘编如下：

特朗普政府的世界观和外交政策一直被视为与过去的决裂。的确，特朗普在很多方面与其前任截然不同：他鄙弃盟友；对全球规范和制度缺乏尊重；放弃价值驱动的外交政策。然而，无论是乔治·W.布什(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克林顿、奥巴马和拜登政府的自由国际主义，还是特朗普的交易外交，美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大于变化。

冷战后的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保持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肆意改变规则。从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期间依赖“自愿联盟”，到不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不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今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中称，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是“美好的假象”。最强大的国家(即美国)“在方便的时候豁免自己”，国际法则“根据被告或受害者的身份以不同程度适用”。

特朗普的行为只会让这些行径更加不加掩饰。他没有假装按照国际法行动，而他的行动也鲜少受到美国国会监督或联合国授权的限制。

美国历届政府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倾向于推动政权更迭。暂且不谈推翻令人不快的政权的好处，美国人“布道”的冲动是根深蒂固的。虽然每届政府都会批评前任陷入人道主义干预和无休止的战争，他们还是无法避免陷入同样的境地。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看到美国给出的军事行动理由分别为：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期间击退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0世纪90年代对巴尔干地区和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干预)；捍卫美国国家安全利益(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入侵阿富汗)；或纯粹出于强权政治(在与恐怖主义相关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实借口下，通过2003年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重塑中东)。

如今，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军事冒险主义的原因或许更难定义(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杀害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尽管这两个国家均未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或生死存亡的威胁)，但干预的倾向依然没有改变。

亚洲国家可能会因为美国疲于应付中东地区反复出现的动荡以及乌克兰正在进行的战争，加之认为西半球是美国专属势力范围的“唐罗主义”而放心。这些事态发展限制了华盛顿干预亚洲事务的空间，但干预亚洲与历届美国政府“重返亚太”的努力一致。

认为亚洲不受影响恐怕是一种谬论。冷战期间，亚洲是美国历时最长的军事干预——越南战争——的焦点。凭什么指望华盛顿眼下保持克制呢？在推翻了拉美和中东的政权后，华盛顿岂会在亚洲收手？

最近的事态发展应给亚洲敲响警钟。无论是出于权力的原因还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华盛顿一旦察觉到其长期对手的软弱迹象，便会向其发起猛攻。技术变革的步伐也使战争成为一种风险较低的活动，精确打击行动和无人机袭击不会让美国人受到伤害。

民主政权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也无法幸免，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威胁证明了这一点。

近年来，鉴于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严重依赖，对华“去风险”的讨论增多。如今，“去风险”也指减少受美国反复无常的“强权即公理”外交政策的影响。鉴于特朗普的狂妄以及美国以“布道”和维护其主导地位为永不停歇的使命，今天的中东可能就是明天的亚洲。（编译/文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