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月26日报道 《西班牙人报》网站1月16日刊登题为《人工智能作为产业和就业政策：中国模式》的文章，作者是阿尔韦托·伊格莱西亚斯·弗拉加。文章摘编如下：

一段时间以来，我常感到我们在欧洲谈论人工智能（AI）时，如同在讨论明天的天气：人人都有观点，各类准哲学辩论愈演愈烈，雄心勃勃的法规草案层出不穷。然而，我们既未真正开发这项技术，也未曾有效落地应用，更遑论在全球化环境中实现有效的监管。

这并非数字领域独有的现象，任何关注最新地缘政治动态的人都能看到类似的言辞高涨而行动滞后的现象。言辞不过是空洞的修辞，当你的对手都手握真正的武器时，空谈毫无用处。

在人工智能这个问题上，我意识到，当我看得越多、数据分析得越深时，就愈发清晰地意识到：欧洲的根本问题并非技术或监管本身，而是更深层的结构性政治问题，而这正是欧洲不擅长的领域。

所以，我们必须抛开成见或口号，认真审视中国模式。需要明确的是，我并非主张直接套用中国模式，也不是将其理想化。我认为，我们必须理解何为真正严肃地对待技术转型。

中国研究人员的研究指出，2016年至2023年，中国人工智能投资从略高于150亿元人民币增至超过2130亿元人民币。同期，中国的实体经济投资并未像西方讨论中常常假设的那样出现萎缩，而是稳步增长。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也保持增长。这里并没有出现我们在讨论自动化时常常担忧的劳动力市场崩溃或产业去资本化的迹象。

有趣的不仅是这些发展轨迹的并存，而且各种要素之间也存在着密切联系。中国模式表明，人工智能扮演着驱动力的角色，推动着传统经济的发展，并提高了工资水平。这一模式趋向于稳定的平衡状态，没有出现混乱周期或经常发生的波动。

在中国，存在一条可识别、可预测且受控的转型路径。治理机制清晰明确，产业政策和国家政策都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

这样的稳定性源于一套监管框架，该框架并非仅仅设定限制，而是引导技术的部署。这一点尤为重要。以就业为例，最终的均衡状态主要取决于与人工智能本身相关的参数，而非整个劳动力市场。换句话说，在人工智能密集型经济体中，就业更多地取决于技术设计，而非集体谈判、立法或任何形式的监管。

因此，中国致力于推进向人工智能技术的转型，不仅通过事后劳动政策，也通过事前决策来实现，包括激励何种类型的技术、如何将其融入现有产业，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扩大规模。这并非西方理解中的自由主义，却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愿景相符。

现在再来看看处在对立面的欧洲。它深陷一种令人担忧的自满状态。我们在监管、伦理框架和权益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无疑是这些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我们仍然面临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我们缺乏对人工智能在生产模式中作用的共识。我们监管其风险，却不设计发展路径；我们谈论价值观，却并不总能将其与产业、技术和资本能力的实际积累相结合。

中国将人工智能视作经济主权与工业实力的关键载体，欧洲则面临陷入双重困境的风险：既非全球技术的引领者，亦难成为规则制定的仲裁者。

欧洲若继续沿着当前路径走下去，恐将沦为别国技术的成熟消费者：拥有一套完备却难以落地的监管体系，对技术的部署方式缺乏实质影响力。（编译/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