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9月25日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9月12日刊发历史学家布朗文·埃弗里尔题为《让联合国变酷的人》的报道文章。内容编译如下：

1962年10月16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得知苏联正在古巴建设导弹基地。当时，苏联船只“满载核导弹和弹头”，正在驶往这个距离佛罗里达海岸90英里的岛国。肯尼迪和他的班子认为，最有效的对策——且不会引发核战争的风险——是对古巴进行海上封锁。作为回应，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授权使用核武器来阻止美国入侵古巴。

随着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紧张关系加剧，双方都希望对方先让步，来自缅甸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设法承担起谈判代表的角色。他向非洲和亚洲代表寻求支持。在他们的支持下，他主动接触了两个超级大国，寻求“缓和紧张局势，为外交创造一个窗口”。吴丹从纽约赶到哈瓦那，接听电话，并与美国和苏联的代表商定战略，他的努力得到回报。全球核战争得以避免。

吴丹之孙、历史学家吴丹敏从引人入胜的新视角讲述了吴丹在国际局势动荡时期成为首位来自亚洲的联合国秘书长的经历。《和平缔造者：吴丹与被遗忘的公正世界追求》这本传记充满了丰富的人性化细节，描写了吴丹在纽约的生活、他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在两届联合国秘书长任期内的心理变化。他成为联合国领导人的轨迹凸显了他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帮助他以及迅速扩大的联合国本身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蓬勃发展。

冷静务实周旋美苏之间

吴丹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缅甸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英国人离开时，吴丹才30多岁。他怀着成为公务员的愿望搬到仰光。他最终成为总理吴努的首席顾问，这使他能够周游世界。1955年，他帮助组织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此次会议旨在让新独立的国家在冷战日益紧张的局势中保持不结盟地位。到1961年，他已经担任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四年，以亚非国家的捍卫者而不是激进分子而闻名。当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于1961年9月坠机身亡时，冷静务实的吴丹是苏联和美国都青睐的接任者。

在古巴导弹危机胜利的余晖中，吴丹让联合国变得很酷。他举办晚宴，扩充了“教授、剧作家和政界人士”与联合国外交官交往的纽约社交圈。吴丹敏描述了联合国在纽约的国际化场面，但这种场面并非没有冲突。在吴丹之前，“秘书处的大多数高级官员从未在非白人手下工作过”。吴丹和其他来自非白人国家的联合国外交官很难在这座城市找到住处，因为房东不让非洲和亚洲政要租用他们的公寓。

尽管遭遇这些挫折，但吴丹在担任两个全球大国的调解人时仍然发挥了最佳水平。他能看出各方想要什么，以及这如何顺应了他们的全球战略与国内政治压力和个人领导风格。他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是无与伦比的，他能够在危机期间将联合国定位为全世界的一种特殊力量，认识到“对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来说，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发出的呼吁远比接受对方的最后通牒要好得多”。

致力维护亚非国家的主权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吴丹代表不结盟国家和亚非国家(他试图维护这些国家在全球政治中的发言权)进行谈判的能力受到削弱。当那十年的危机蔓延到全球各地，联合国努力倡导维护刚刚去殖民化的国家的主权。例如，吴丹在处理尼日利亚内战(1967年-1970年)时指出，霸权国家和前殖民国家把非洲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当作不知道如何管理自身事务的孩子”，而后者“最憎恨……来自外部的傲慢或家长式态度”。

吴丹敏认为吴丹的外交政策愿景与基辛格所谓的“现实主义”相反，称吴丹的务实“高于一切”。基辛格与吴丹相反的不仅仅是方法。吴丹敏写道，当吴丹多次试图在越南进行和平谈判并最终在1968年夏天接近于成功时，基辛格知道和平会破坏尼克松在11月获胜的机会，于是悄悄毁掉谈判。在中东持续的阿以冲突中，基辛格“把以色列视为一枚有价值的棋子，可以阻止苏联在该地区的任何推进”，吴丹则认为和平将意味着“阿拉伯国家自身会寻求减少对莫斯科的依赖”。

按照吴丹设想的未来，多种不同类型的政府可以“和平共处”，“政府可以通过具体和实际的方式合作，最紧迫的是提高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但是，虽然他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提高人们的意识，但他无法改变美国在越南、柬埔寨或者阿以冲突中的外交决策。

吴丹完成了他的第二个完整任期，但没有幻想美国会支持他竞选第三个任期。他在1971年卸任，1974年去世。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和英国对吴丹干涉它们的外交政策目标感到失望，乐于将他的角色改写为“一个被动的第三世界官僚”。吴丹敏写道，在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报道中，“吴丹实际上被从历史中抹去了”。以至于到了20世纪90年代，肯尼迪录音带的转录者对吴丹并不熟悉，当他的名字出现时，他们完全搞不明白是谁。

尽管如此，联合国的目标是让主权国家在一个有代表权的全球机构中平等共处，始终是吴丹以及每位和平缔造者的愿望。（编译/葛雪蕾）

《和平缔造者》一书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