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7月15日报道 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贝都因人简朴的村庄拉斯艾因奥贾，61岁的以色列犹太人本·齐翁·埃谢尔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因为他戴着色彩鲜艳的帽子和酒红色镜框的眼镜。

埃菲社7月4日报道，尽管他在犹太人定居点度过青少年时期——这些定居点被国际社会视为非法，但得到以色列政府的支持——他自称在那里成为一名“激进的”定居者，如今，他与其他志愿者一起，致力于保护巴勒斯坦人，让他们免受包围村庄的定居者的暴力侵害。

在杰里科北部这个沙漠村庄附近的一顶大帐篷里，志愿者们正在轮流值班，随时警惕以色列定居者的到来。本在这里讲述了他不断反思和改变的一生。

“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

上个世纪80年代，本跟随父母从特拉维夫南部搬到凯杜米姆，这里是约旦河西岸激进定居者最多的一个犹太人定居点，因现任以色列财政部长比撒列·斯莫特里赫和极端右翼活动人士达妮埃拉·魏斯曾经居住在这里而闻名。

他回忆说，魏斯还是他父母的朋友，但他并不认同她的立场。“我从来就不喜欢她，即使在我还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定居者时，我也不喜欢她，她跟我的行事风格不同。”本坐在帐篷的阴影下，帐篷里有一间小小的厨房，地上散落着志愿者们使用的床垫。

年轻时，本认为搬到约旦河西岸是“回到自己的土地”，他们有权在那里居住，他从未想过定居者的存在会对其他人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

如今，他批评现在定居者的意识形态，特别是那些近来才搬到这里，住在志愿者们负责保护的村庄附近的定居者们。这些人每天都在恐吓当地居民。“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拉斯艾因奥贾变得空无一人，让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这样就能逼迫他们离开，前往A区或者B区。”本说。

根据20世纪90年代达成的《奥斯陆协议》，A区和B区与拉斯艾因奥贾所在的C区（仍处于以色列控制之下）不同，那里部分或全部由巴勒斯坦控制。

“在我小的时候，A区、B区和C区还根本不存在。”本回忆说。

18岁时，本进入约旦河西岸南部靠近希伯伦的一个定居点设立的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学校。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在这里待得并不舒服。“他们灌输了太多思想，我感觉自己在逐渐丧失个性。”本回忆道。

大约1年半之后，本决定前往伯利恒附近一所隶属以色列军队的学校。在这里，他得知自己之前学校的一个朋友枪杀了从以色列返家的巴勒斯坦工人。这件事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向巴勒斯坦人开枪，那些人只不过是把食物带回家的人。这件事让我改变了看法。我告诉自己：这里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以色列的整个宗教体系肯定是有问题的。”本反思道。

短短几个月后，他的想法开始转变，但30年里他一直保持沉默，“我不得不咬紧牙关，不能说出我的想法”。

“无法保持沉默”

他的第二次重大转变发生在新冠疫情期间。当时他读了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小说《群山回唱》。

“这本书让我明白一件事，不管你有多正义，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在面对现实时是采取行动，还是保持被动。”本说。

合上书，他产生去阿富汗“拯救世界”的冲动，但是很快他便意识到他的斗争就在家门口，“邪恶往往就在身边以最糟糕的方式发生”。

从那时起，本就开始和其他志愿者一道保护巴勒斯坦人，护送他们避开定居者的袭击，并记录下各种残暴的行为。

本说，定居者不分昼夜进入巴勒斯坦人的村庄，恐吓村民，偷走牲畜，切断水源。

“我们留在村子里，尽力提供帮助，尽管很多时候我们也失败了。”他苦笑着说。此时正值正午，阳光洒向地面，投下一片阴影。他说他随时准备行动，以防定居者入侵。

但是，他的思考始终没有脱离他的信仰，只是角度不同了。

“上帝让我们记住犹太人在埃及受到的苦难，我们也应该记住大屠杀之前犹太人在欧洲受到的迫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犹太人的生活与如今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非常相似，但现在我们不再站在受苦的一方，而站在不让他人生活下去的一方。”本说道。

他补充说：“这真的让我愤怒，我无法保持沉默。”（编译/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