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28日报道 德国《南德意志报》网站近日刊发题为《没人要的人》的文章，作者是弗洛里安·凯辛格。内容编译如下：

利翁·福伊希特万格是纳粹掌权期间最著名的德国流亡者之一。1933年1月30日，也就是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那天，这位著名作家正在美国举行巡回演讲。作为犹太人以及知名的反纳粹人士，他在德国有被捕的风险。虽然他后来在法国南部的滨海萨纳里和美国洛杉矶舒适地度过自己流亡生涯的大部分时光，但也曾在法国的拘留营和随后翻越比利牛斯山脉的逃亡路上体味过颠沛流离。有几部书详述了他的流亡经历。

弗朗茨·福伊希特万格的流亡经历则几乎不为人知。他是作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的堂弟，不仅是犹太人，还是共产党员。对为逃避纳粹统治而离开德国的数十万人来说，弗朗茨的故事更具代表性。与许多共产党员一样，弗朗茨流亡的首站是莫斯科。不过，苏联人更感兴趣的是他堂兄利翁这样的著名难民，后者甚至在1937年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弗朗茨离开莫斯科后，先后在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布拉格和巴黎逗留，最终于1941年经里斯本和古巴到墨西哥与妻儿团聚。

柏林的历史学家沃尔夫冈·本茨将弗朗茨的经历写进《流亡：1933年至1945年的驱逐史》一书。这部书值得称道之处是，作者在书中体系化地梳理了流亡这个复杂的主题，并重点关注自1933年起被迫逃离德国的普通人的经历。这一侧重点不仅有启发性，而且有历史价值，因为其与媒体或新闻界所传达或描述的不同。无论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还是他的儿子克劳斯·曼的文学作品，都不能反映真实的流亡生活。

即便在1933年，流亡和移民也不是什么新现象。早在德皇当政时，批评当局者就不得不离开德国。不过，正如本茨在书中所阐释的那样，只要回顾一下一战结束前的情况，就会发现当时流亡与“纳粹的驱逐行动”有着本质区别。彼时，对流亡者来说，德国的国境仍是可以出入的，归国并不意味着会有生命危险。犹太新闻工作者贝特霍尔德·雅各布的遭遇则表明，纳粹的迫害手法是多么不同以往。1933年春，盖世太保这一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组织将他从瑞士的栖身之地绑架回德国。纳粹借此想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没人是安全的。尽管纳粹政权随后迫于巨大国际压力将他释放，但1941年又派盖世太保将他从里斯本抓回德国。雅各布于1944年死于柏林。

纳粹一上台，逃亡潮就开始了。从1933年至1939年，约有3万人出于政治原因离开德国。首批流亡者里有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平主义者，以及用写作来反纳粹的社会名流。显然，纳粹将对自己的文字批判视为政治威胁。

流亡者最早的落脚地是一战后被从德国分割出去的萨尔地区，那里直到1935年一直由法国人管理。不久，布拉格、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也发展成德国流亡者聚集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他们在那里创办德文书店、杂志和出版社，并组织会议。但这些难民仍然无法让国际社会倾听他们反对纳粹德国的呼声。因为流亡者的政见各不相同，而且人人都忙着谋生和继续迁移。托马斯·曼的哥哥海因里希·曼曾试图协调德国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组成“人民阵线”，但两党持续不断的纷争让他白忙一场。流亡者中的不同政治派别不是去合力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而是将大量资源和精力花在发表文章相互批判上。

总体而言可以说，除个别名人外，德国流亡者未能形成值得一提的政治力量。他们在战后的德国西部和联邦德国建国初期也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但在莫斯科，情况就完全不同。苏联人一早就着手培养德国共产党的干部来领导未来的社会主义德国。本茨写道，事实证明，领导民主德国是莫斯科的德国流亡者最重要的历史作用。

犹太人是德国流亡者中最大的群体。到1941年，约有27万犹太人因遭受种族迫害而离开德国。本茨指出，恰恰是最早受到纳粹迫害的那批人，在二战期间存活下来的几率最大。1938年11月的反犹暴动，标志着纳粹政权彻底完成从立法排斥犹太人到暴力迫害犹太人的转变。与之相应，犹太难民的人数在1938年和1939年大幅增加。奥地利1938年3月被纳粹德国吞并，一年内该国约20万犹太人中有13万人踏上流亡之路。

德国人在1933年到1945年的流亡史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呢？本茨在他的著作中也简要论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德国和欧洲都不应成为将移民隔绝在外的堡垒。（编译/王勍）

《流亡》一书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