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13日报道 英国《卫报》网站3月5日刊登题为《女性登山者征服高峰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的文章，作者是卡茜迪·兰德尔。文章摘编如下：

1970年，阿拉斯加医生和登山家格蕾丝·霍曼率领一支由6名女性组成的登山队首次尝试登顶迪纳利峰(特朗普在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后签署行政令，将北美最高峰、海拔6190米的迪纳利峰恢复为旧称“麦金利山”——本网注)。这也是世界上首支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登山队尝试登顶全球高峰。

当时，人们仍然认为，没有男人的帮助，女性没有能力登山。人类当时已经把男人送上月球，但女人却尚未登上地球的至高点，这让霍曼的大胆想法显得十分鲁莽。

霍曼算不上第一个女性冒险家。当她梦想着让迪纳利峰成为第一个被全女性登山队登顶的山峰时，女性已经有几十年从事登山和极地探险活动的经历。

异类

在20世纪到来之前，美国人约瑟芬·皮尔里便曾在她丈夫、北极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的陪伴下在寒冷的北极漫步。大约在同一时间，爱尔兰登山家伊丽莎白·勒布隆正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没有丈夫陪伴。在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与男性导游们一起在山里过夜的勒布隆是一个异类。

勒布隆曾经写道，在那个时代，之所以很少有女性登山，主要原因在于“除非她有父亲、兄弟或姐妹陪同，否则一名‘女性’单独露营是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缺乏可接受的登山服装。人们认为女性应该穿着裙子爬山，这使得她们疲于应付厚重的衣服，因为衣服常常被雪弄湿，缠住腿和脚。

勒布隆总是一离开村镇就脱下裙子，然后穿着自己宽松的短衬裤爬山，爬完山再穿回裙子。有一次，一场雪崩掩埋了她藏裙子的地点。回到镇上，她不得不躲在一棵树后等待，让导游回她的酒店房间取衣服。结果，他取来一件晚礼服。

在妇女选举权运动期间，美国冒险家范妮·布洛克·沃克曼(又是与她丈夫一起)在喜马拉雅山打破了一项女性登山最高海拔纪录，并利用她的成功作为呼吁女性平等权利的平台。

至于迪纳利峰，在霍曼和她的团队准备征服这座北美最高峰之前，只有两名女性曾经登上这座山峰。1947年，芭芭拉·沃什本与丈夫布拉德福德·沃什本一起登上这座山峰。

芭芭拉虽然称这次登顶是“她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但她登顶并不是想获得作为第一位登顶女性的殊荣。她实际上是被人说服才去登顶的，她当时有三个舍不得离开的幼儿。但美国雷电华影片公司彼时正在制作一部关于登山的纪录片，并对一名女性登山者的想法产生兴趣，该公司表示愿意出钱为她请一名保姆照顾孩子，这样才让她加入探险行动。

芭芭拉后来写道：“记者希望我讲出一些深刻的心理原因，说明为什么我需要成为登顶迪纳利峰的第一位女性。我总是让他们失望，因为我说我只是想和我丈夫在一起。”

偏见

这些女性先驱的成就尽管鲜为人知，至少还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痕迹。有更多女性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男性探险家的日记里常对同行女性只字不提，甚至根本不允许女性加入探险队。

在登山界这个由男性主导的领域，女性被置于幕后，她们的参与不被记录，甚至从一开始就被劝阻。就像许多户外运动一样，登山文化从参与者到价值观都充斥着雄性气质。这种偏见甚至催生出“淑女轻松日”这样的俚语，用来形容初级登山路线。

当女性真的在登山领域取得成就时，社会舆论总是将其归功于男性——要么是替她背负行囊，要么是在危险处给她搀扶。而当女性真正独立完成攀登之后，那些登山路线便会立即被贬为“过于简单”。1929年米里娅姆·昂德希尔与爱丽丝·达梅斯姆征服格雷蓬峰时便是如此。

格雷蓬峰这座位于勃朗峰余脉的陡峭花岗岩尖峰以难以攀登著称，其标志性的18米高的垂直裂隙马默里裂隙下方是万丈深渊，领攀者需要在几乎完全无效的保护措施下挤身而上——此前所有在此处失手的领攀者无人生还。当天众多男性登山者聚集围观两名女性攻克这道天险。她们不仅成功穿越裂隙，更完成全程攀登。然而夜幕尚未降临，法国登山家艾蒂安·布吕尔便宣称：“格雷蓬峰已经消失。既然两名女性已经独立登顶，自重的男性再也不会前往挑战。可惜啊，这曾经是条经典路线。”

但女性一旦失败，便立即会成为在登山界“女性先天不足”的佐证。1959年法国登山家克劳德·科甘带领12名女性组成全女性登山队(含男性向导和夏尔巴人)挑战世界第6高峰卓奥友峰。登顶前，当科甘与1名队友、2名夏尔巴人在7012米高的营地遭遇雪崩遇难时，英国记者斯蒂芬·哈珀刻薄地评论说：“这证明了即便是最坚强、最勇敢的女性，在暴风雪与雪崩肆虐的高山‘白色地狱’仍是‘弱势性别’——面对致命危险时，冲在前面的永远是男人，而女人只是接受。”

桎梏

生育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1970年距离罗诉韦德案裁决(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堕胎权的裁决)、女性放弃生育、追求社会与经济独立的风潮兴起还有3年。当时女性虽然已开始逐步摆脱做母亲和家务的狭小空间的桎梏，但女性选择推迟生育、投身登山这种“离经叛道”的男性传统领域在当时仍是天方夜谭。

十八年后，新西兰著名登山家莉迪娅·布雷迪为继续其登山生涯选择绝育。她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自幼便深知为人父母需要巨大付出。随着其登山事业渐入佳境，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既无暇育儿，也不愿冒险成为失职母亲，所以她决心将登山置于自己人生的首位。

她刚满20岁便开始咨询绝育问题，但所有医生都说她“太年轻”。直到遇见一名女医生她才最终得偿所愿做了绝育手术。术后次年(1988年)，27岁的布雷迪成为首位在不吸氧的情况下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女性。

布雷迪在其回忆录《登高不难》中写道：“我刚开始登山时，我看到身为父亲的男性登山者拿生命冒险，而在我看来，此时他们的妻子和女友往往毫不知情。所以男性并不需要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负责，只有当身为母亲的女性开始登山，社会才开始审视这一点。”

这种审视在1995年达到顶点——艾莉森·哈格里夫斯当年在大风暴中殒命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这位顶尖登山家不仅是一位曾经无氧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女性，更曾经创下单季独攀阿尔卑斯六大北壁的壮举。

然而遇难后舆论不是赞扬她的成就，而是大肆抨击她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不负责任”，无视风险，将登山事业置于母职之上。直到21世纪，社会才开始接受女性可以兼顾登山和生育——即便如此，当今女性登山家、滑雪高手仍担忧怀孕影响职业生涯，害怕赞助商因此撤资。

回想1970年的迪纳利峰登山队，6名女性成员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她们不仅要粉碎登山界所谓的全女性登山队“情绪化”“脆弱”“没有男性就会内讧”的污名化标签，更要取得成功，为女性在高海拔登山领域争得一席之地。

幸运的是，这支队伍的每个成员早已是突破性别桎梏的先锋：格蕾丝·霍曼、阿琳·布卢姆、玛格丽特·克拉克、玛格丽特·杨、费伊·克尔和达娜·史密斯——她们是医生、化学家、物理学家、飞行员、地质学家，早已征服过现实和隐喻的双重世界高峰。此刻，她们只需要征服迪纳利峰这座自然界的巅峰。并活着回来。（编译/林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