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9日报道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3月4日刊登题为《世界秩序的未来》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教授约瑟夫·奈。文章摘编如下：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未来产生了严重怀疑。在最近的演讲和联合国投票中，他的政府与俄罗斯站在了一起。他的关税威胁引发了对长期联盟和全球贸易体系前景的质疑，他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则削弱了应对跨国威胁的合作。

美国完全孤立、专注自我的前景对世界秩序有着令人担忧的影响。不难想象，俄罗斯会利用这一局势，试图通过动用武力或威胁动用武力来主宰欧洲。欧洲必须表现得更加团结，为自己的防务提供保障，即使美国的支持依然重要。同样，不难想象中国会在亚洲更加自信。

从帝国到现代国家

事实上，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国家以及其他主要跨国行为体都是相互关联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包括国家间稳定的权力分配、影响行为并使之合法化的规范以及共同的制度。特定的国际秩序可以逐步演变，而不会导致明显的范式转变。但如果主要大国的国内政治变动得过于剧烈，那就另当别论了。

国家间的关系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秩序是一个程度问题。在现代国家体系出现之前，秩序往往是通过武力和征服强加的，其形式是区域帝国，如中国和罗马(还有许多其他帝国)。强大帝国之间战争与和平的变化，与其说是规范和制度问题，不如说是地理问题。由于彼此相邻，罗马和帕提亚帝国(今伊朗周边地区)有时会发生战争，而罗马、中国和中美洲帝国则不会。

帝国本身既依赖于硬实力，也依赖于软实力。当时的中国通过强有力的共同规范、高度发达的政治体制和互惠互利维系。罗马也是如此，尤其是罗马共和国。后罗马时期的欧洲拥有教皇制和王朝君主制形式的制度和规范，这意味着领土之间往往通过婚姻和家族联盟来改变治理方式，而不考虑臣民的意愿。战争由王朝出于各种考虑发起，但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新教的兴起、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的分裂以及国家间竞争的加剧，宗教狂热和地缘政治野心引发了战争。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打破了长期以来维持欧洲均势的君主制规范和传统约束。虽然拿破仑对帝国的追求在他从莫斯科撤退后最终失败，但他的军队扫清了许多领土疆界，建立了新的国家，导致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首次出现有意识地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的努力。

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协调”在随后几十年里遭到一系列破坏，最突出的是在1848年，民族主义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这些动荡之后，奥托·冯·俾斯麦发动了各种战争来统一德国。德国后来在该地区占据了强大的中心地位，这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得到体现。通过与俄国结盟，俾斯麦建立了稳定的秩序，直到1890年德皇将其解职。

权力分配发生转变

然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之后是《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后者的失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后来建立的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标志着20世纪最重要的机制建设时期。由于美国是主导者，1945年后的时代被称为“美国世纪”。1991年冷战结束后形成了单极权力分配，世贸组织、国际刑事法院和巴黎气候协定等机制得以建立或加强。

甚至在特朗普之前，一些分析家就认为这种美国秩序即将终结。21世纪带来了权力分配的又一次转变，这通常被描述为亚洲的崛起。1800年，亚洲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最大，但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亚洲就落后了。与其他地区一样，亚洲也受到依赖于西方军事和通信技术的帝国主义的迫害。

现在，亚洲正在恢复其作为全球经济产出主要贡献者的地位。但亚洲最近的进步更多是以牺牲欧洲而非美国为代价的。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并未下降，仍然占四分之一，与20世纪70年代一样。虽然中国大幅缩小了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在经济、军事或结盟方面并未超越美国。

问题在于，我们是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美国衰落期，还是说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对“美国世纪”的机制和联盟的攻击不过是又一次周期性的下滑？我们或许要到2029年才能知晓。（编译/卿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