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19日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8月16日刊发题为《以色列战略的危险衰退》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文章摘编如下：

以色列处境严峻。国民严重分裂，而且局面不可能好转。它在加沙陷入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军队显现出不堪重负的迹象，战争扩大到与黎巴嫩真主党或伊朗交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此外，以色列最近的行为严重损害其全球形象。哈马斯去年10月7日发动残酷袭击后，以色列获得世界各地的深切同情。但10个多月后，以色列在加沙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挥霍了最初的支持浪潮。

美国对以色列行为的支持正在锐减，较年轻的美国人（包括很多较年轻的犹太裔美国人）反对拜登政府对以色列行为得过且过的反应。

很容易把这些问题归咎于内塔尼亚胡。但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他，忽视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以色列的战略思维在过去50年逐渐退化。以色列最初20年的成就与战术优势，遮盖了它自1967年以来的关键战略选择对安全的加剧破坏。以色列早期的战略敏锐度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相较于其对手而言。

转折点是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的惊人胜利。那场胜利的速度与范围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助长了此后破坏以色列战略判断力的傲慢感。

思想深刻的以色列学者多次提出，主要错误是决定保留、占领并逐渐殖民化约旦河西岸与加沙，以此作为打造“大以色列”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大以色列”战略决策出台后，其他错误接踵而来。以色列领导人（及其美国同仁）错过了埃及时任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发出的信号：他准备讲和，以换回以色列1967年占领的西奈半岛。以色列情报机构错误地认为埃及军队太弱，不足以挑战西奈半岛的以色列国防军。这个误判的结果就是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尽管一开始遇挫，但以色列仍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不过以色列在战争结束后的谈判桌上未能获胜。战争的代价加上美国的施压，才说服以色列领导人开始严肃认真的谈判，放弃西奈半岛。这个变化最终迎来萨达特对耶路撒冷的历史性访问、戴维营协议以及之后的《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遗憾的是，由于以色列时任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坚定致力于“大以色列”目标，不愿结束占领，因此错过了这个一劳永逸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大好机会。

如何解释以色列的战略敏锐度剧烈下降？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傲慢感，以及源自美国保护和尊重以色列愿望带来的免于惩罚的认知。如果不论你做什么，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都支持你，那么慎重思考行为后果的必要性肯定会下降。此外，以色列倾向于只把自己视为受害者，将其政策遭到的反对都归咎于反犹太主义，这让以色列领导人及公众更加难以认识到其行为可能引发敌意。作为以色列任期时间最长的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本身是问题的另一个部分，尤其是因为他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受私利驱使，而非受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驱动。

以色列的行为威胁到自身长期前景，因此任何希望它前途光明的人都尤为担心它正在衰退的战略判断力。数十年来，以色列的复仇和短视行为已经对无辜的巴勒斯坦人造成巨大伤害，今天仍在继续伤害；可它却几乎不可能结束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对美国而言，与一个反复无常、缺乏思考的伙伴保持密切关系也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它不断消耗时间、注意力和资源，令美国看似既无效又虚伪，还有可能引发另一轮反美恐怖行动。

我们尚不清楚如何解决这种局面。美国境内的以色列支持者能够采取的最佳措施就是对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施加压力，对这个犹太国家投入大量严厉之爱，以便它开始重新思考目前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