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7月29日报道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7月25日刊登题为《动荡时代的新世界观》的文章，作者是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丹尼斯·斯诺尔。全文摘编如下：

不仅气候变化的速度快于全球努力阻止它的速度，而且我们处理自己造成的此类重大问题的能力似乎在下降。由于经济不平等、工作不稳定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造成广泛的疏离感和无力感，社会正在分裂，政治两极分化正在加深。

旧价值观导致世界破碎

多数人痛恨社会纷争、赤贫和环境破坏。但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诱使他们以破坏性方式行事的制度中。例如，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主要关注个人的经济成功(狭义的)，且建立在“对经济有益就会对社会和环境有益”的假设之上。

但这种假设是错误的。企业被期望——实际上是被要求——重视财务绩效，政治人物的言行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消费者自然想要以最低成本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制度允许将追求这些目标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来对待，而保护人类和自然的措施只是马后炮。

其结果是，总体经济繁荣越来越与社会和环境的成功脱钩。除非重新挂钩，否则我们将摧毁我们谋生的基础。因此，我们目前的困境需要树立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来理解我们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以及我们在其中的角色。

上一次全新的世界观出现在17和18世纪启蒙运动期间，它高举个人自主、人文主义、理性和社会契约的价值观。

那个时期出现的民主国家旨在为自主公民的目标服务，而资本主义经济则迎合自主消费者的偏好。自然界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可以用来满足人类需要和欲望的资源。启蒙运动的世界观为过去225年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的提高以及法治的普及奠定了基础。

尽管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对于保护人类的福祉仍然至关重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些价值观也导致了我们当前世界的破碎。过分强调个人自主权，使我们看不到促使政治分裂和社会不信任的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只以不带感情的客观态度看待世界，会使我们丧失谋求团结和归属感的能力。痴迷于掌控自然世界使我们忽视了在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的生态系统中处世做事谦卑负责的必要性。

四个驱动因素促进繁荣

一种新的世界观将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作为自主个体的存在依赖于一个更庞大、极其复杂的人类秩序——一个囊括我们的现实社区、我们的社会关系网、我们在权力关系格局中的位置、我们的经济关系网和自然界的秩序。与这一更广泛的秩序和谐相处是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找到意义，不是仅仅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是将我们的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结合起来。

如果我们与家人、朋友和社区团结一致；如果我们通过塑造环境和创新来发挥能动性；如果我们享受到足够的经济利益来满足我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环境中可持续地生活，我们就会繁荣发展。这是繁荣发展的四个基本驱动因素：团结、能动性、利益和环境可持续性，首字母缩写为SAGE(“睿智”)。

团结程度和能动性低与民粹主义不满浪潮息息相关，这种不满浪潮曾导致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夺回控制权”(英国脱欧口号)是缺乏能动性的表现，而“修建隔离墙”则是缺乏团结的表现。

虽然市场可以在适当条件下提高经济效益，但没有“看不见的手”来实现团结、能动性、所有人的物质利益和环境可持续性。虽然右翼和左翼政党之间的传统政治辩论一直是关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规模及其分配，但SAGE基本观点提醒我们，人们不是只靠面包活着。政治人物忽视团结和机构，后果自负。

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挑战(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损失、金融不稳定、网络威胁等)，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的规模，然后发挥能动性，在相应规模上促进团结。这种团结对于集体行动至关重要。

个人与集体目标相一致

启蒙运动的世界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而SAGE世界观关注的是如何使我们的个人目标与我们的集体目标保持一致。它谋求促进人类与地球相互依存的和谐秩序。它包含了集体行动的四项原则，这些原则可用来处理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

第一是有共同的目标。例如，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必须通过全球层面的团结来解决，使各国能够制定共同的气候目标。

第二是以能动性为基础的治理。应用到气候政策上，涉及达成国际协议，让各国政府承诺采取有约束力的脱碳途径，并向这些国家提供实现目标的手段，让它们在全球谈判中有发言权。

第三涉及调整物质利益的导向。企业激励机制和经营条件需要改革，以确保不能以牺牲环境可持续性或社会凝聚力为代价来获取利润。

第四是关于普遍的环境责任。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必须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编译/刘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