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13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19日发表题为《物种究竟是什么？》的文章，文章指出，生物学家至今还在物种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文章编译如下：

多个世纪以来，博物学家一直试图为地球上的所有物种编目。这项努力仍然是科学界未完成的伟大工作之一。迄今为止，研究人员已经命名了大约230万个物种，但还有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物种有待人们发现。

仿佛嫌这项探索不够困难，生物学家还在物种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202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生物学家使用16种不同的方法对物种进行分类。随机挑选出的任何两位科学家都极有可能使用不同的方法。

波兰罗兹大学的生物学家迈克尔·格拉博夫斯基说：“每个人都用这个术语，但没人知道它是什么。”

关于物种的争论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消遣。在当前的物种灭绝危机中，科学家迫切需要对世界生物多样性进行评估。但即使是地球上一些最著名的物种也可能不是它们看起来的样子。

以长颈鹿为例。1758年，瑞典分类学家卡尔·林奈描述了一种单一的长颈鹿物种（Giraffa camelopardalis）。尽管近几十年来长颈鹿数量有所减少，但非洲各地仍有11.7万只长颈鹿存活，这促使一个国际保护组织将其列为“易危”物种，而不是“濒危”物种。

但一些自然保护生物学家认为长颈鹿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因为看起来像一个物种的生物实际上属于4个物种。遗传学研究发现，长颈鹿的DNA可以分为4个不同的集群：北方长颈鹿、网纹长颈鹿、马赛长颈鹿和南方长颈鹿。

北方长颈鹿生活在从尼日尔到埃塞俄比亚的一些地区。由于内战、偷猎和野生栖息地的破坏，它们的数量遭受了灾难性的减少。非政府保护组织长颈鹿保护基金会的执行董事斯蒂芬妮·芬尼西说，如果把北方长颈鹿视为一个独立的物种，它将是“世界上受威胁最严重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一”。

对林奈来说，物种是神创造的生命形式，每一种都有其独有的特征。一个世纪后，达尔文认识到，现存物种经历过逐步演化，就像从生命之树不断抽出的小树枝一样。这种认识使得确切地说一个新群体何时成为一个独立的物种——而不仅仅是旧群体的一个亚种——变得更加困难。

20世纪40年代，德国鸟类学家恩斯特·迈尔试图根据动物的繁殖方式重新定义物种，以此来解决这个问题。迈尔认为，如果两只动物不能交配，那么它们就属于不同的物种。

这种生物物种概念对后世的研究人员产生了巨大影响。

近年来，中国南京林业大学的爬虫学家克里斯托夫·迪弗雷纳利用这一概念对欧洲不同种类的蛙进行了分类。

一些蛙类进行过大量杂交，而另一些则完全没有杂交过。通过分析它们的DNA，迪弗雷纳发现，有相同近代祖先的群体——即那些关系较近的群体——较可能产生杂交后代。他估计，两组蛙要经过大约600万年的趋异进化才会变得无法杂交，而成为两个不同的物种。

迪弗雷纳说：“这太酷了。现在我们知道，要将它们视为物种的门槛是什么。”

迪弗雷纳发现新物种的方法需要在野外做大量工作。其他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来识别物种。一种流行的方法是对生物体的DNA进行测序，并观察它们遗传密码的差异。

这种搜寻可以带来很多意外，就像长颈鹿那样。格拉博夫斯基的研究小组在欧洲甲壳动物中发现了更为惊人的多样性。这是一个水生生物群体，包括龙虾、虾和蟹。研究人员已经表明，那些看起来一模一样、似乎属于一个物种的动物实际上可能属于几十个新物种。

例如，一种被命名为Gammarus fossarum的淡水钩虾在2500万年前发展出今天依然存活的多个独立世系。根据研究人员对其DNA差异的分类，这个单一物种实际上可能是32个物种，或者多达152个物种。

随着科学家收集到更多的遗传数据，新的问题正在出现，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关于明显不同的物种。

即使不是哺乳动物学家，你也能明白北极熊和棕熊是不同的。只要看一眼它们的白色和棕色皮毛就行了。

它们颜色的不同是它们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北极熊融入了它们的北极栖息地，在那里捕食海豹和其他猎物；棕熊则适应了陆地生活。它们的差异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古生物学家可以区分出具有几十万年历史的这两个物种的化石。

然而，这些古老骨骼中的DNA揭示了北极熊和棕熊之间惊人的杂交史。大约50万年前这两个世系发生分裂后，它们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不断交换DNA。然后，它们变得较为不同，但在大约12万年前，它们经历了另一波非同寻常的基因交换。

在2.5万年到1万年前，这两种熊在它们活动范围的一些地方发生过杂交。这种交换在今天的熊身上留下了显著印记：棕熊大约10%的DNA来自北极熊。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古遗传学家贝丝·夏皮罗说，当气候的改变迫使北极熊离开北极、进入棕熊的领地时，这种杂交最有可能发生。

但DNA的交换并没有使这两种熊成为一个物种。一些在北极熊的生活环境中让北极熊受益的特征可能会成为棕熊的负担，反之亦然。

夏皮罗说：“它们显然需要不同的保护管理策略。对我来说，把它们视为不同物种是合理的。”

关于什么构成一个物种的不确定性给分类学家带来了无数矛盾。例如，不同的鸟类学家团体创建了他们各自的地球所有鸟类物种名单，而这些名单经常发生冲突。

即使像仓鸮这样的常见物种——除了南极洲和一些偏远岛屿之外各个大陆都可见——也是分歧的来源。

国际鸟类联盟承认仓鸮是一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物种，名为Tyto alba。但另一份有影响力的清单——《克莱门茨世界鸟类名录》——将生活在一个印度洋岛链上的仓鸮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个物种，即Tyto deroepstorffi。还有人认为，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仓鸮属于Tyto delicatula。第四种意见则将Tyto alba分为4个物种，每个物种都在地球上有着广大的分布区域。

一些鸟类学家正试图用一种低技术含量的方法——投票——来解决这些冲突。

2021年，国际鸟类学家联合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试图用一个单一名录取代4个主要鸟类名录。9位专家正在审查这些名录，并对超过1.1万个潜在物种进行投票表决。

该团体的主席莱斯利·克里斯蒂迪说：“讨论有时非常热烈。”一些专家倾向于把多个物种放在一起，其他人则要把它们分开。克里斯蒂迪说：“我们试图通过协商建立一个各方都接受的体系。”

牛津大学的植物学家托马斯·韦尔斯担心，关于物种本质的争论会拖慢发现新物种的工作。传统上，分类学研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植物尤其如此。首次被发现后，一种新植物要在科学出版物上正式获得命名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他说，由于四分之三未被描述的植物物种已经面临灭绝威胁，这种缓慢的步调是不可接受的。

韦尔斯和他的同事正在开发一种新方法来加快这一过程。他们正在给野生植物和博物馆收藏的植物拍照，并利用计算机程序找出那些因为形状相似而似乎构成一个族群的样本。他们还对样本进行快速DNA测序，看看它们是否在遗传上构成同一个群体。

如果他们通过这样的方法得到清晰的族群，他们就称有关植物为一个新物种。这种方法——韦尔斯称之为在我们这个物种灭绝时代中“简陋而实用”的分类法——可以让他的团队每年描述100多种新的植物物种。

他说：“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去纠结：‘这是一个物种，还是一个亚种？’我们需要根据手头的证据尽可能快速、准确地做出判断。”（编译/朱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