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2月17日报道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12月11日发表题为《2024年美国的例外论》的文章，作者是哈佛大学教授、前助理国防部长小约瑟夫·S·奈。文章摘编如下：

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认为自己的国家在道德上是例外的，但他们的例外论实际上包含了三种不同的观点。无论谁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都将对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冲突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2024年总统选举的临近，在美国关于自己的国家应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联系的辩论中，可以看到三大阵营：二战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国际主义者；希望退出一些联盟和机构的紧缩派；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采取一种狭隘的、有时是孤立主义观点的美国优先派。

法裔美国知识分子斯坦利·霍夫曼说，尽管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但法国和美国尤其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是普世的。然而，法国受限于欧洲的力量对比，无法充分追求其普世主义雄心。只有美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许多美国人愿意相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一股向善的力量。现实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抱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这种道德主义妨碍了对权力的清晰分析。然而事实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对二战以来一直存在的自由国际秩序产生了巨大影响。

美国例外论有三大来源。自1945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启蒙运动的遗留成果，特别是美国开国元勋们所拥护的自由主义思想。诚然，美国人在实施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时总是面临矛盾。奴隶制的危害被写进了宪法，但直到内战结束一个多世纪后，国会才通过了1964年的《民权法案》。直到今天，种族主义仍然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如何在外交政策中倡导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问题上，美国人也存在分歧。对一些人来说，普世主义项目成了侵略他国和强加友好政权的借口。种族主义无疑在美国对墨西哥、海地和菲律宾等地的干预中发挥了作用。

美国例外论的第二个来源是该国的清教徒宗教根源。那些逃离英国到新大陆更纯粹地崇拜上帝的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的计划在本质上与其说是十字军东征，不如说是焦虑和克制，与目前把美国塑造成一座山巅之城以吸引他人的“紧缩派”的做法一样。

美国例外论的第三个来源是其他来源的基础：美国庞大的规模和地理位置始终赋予其地缘政治优势。受到两大洋的保护，周边邻国又实力较弱，它得以在整个19世纪集中精力向西扩张，避免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争夺全球权力的斗争。

但当美国在20世纪初崛起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时，它开始从全球力量的角度思考。毕竟它有资源、回旋余地和充足的机会来放纵自己，不管是好是坏。它有动力和能力在创造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它也可以自由地对国家利益作出广泛的定义。这意味着支持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海上和其他公域的自由及国际机构的发展。其规模为美国例外论创造了重要的现实主义基础。

孤立主义是美国对19世纪全球力量平衡的回答。相对较弱的美国可以对它的小邻国采取帝国主义态度，但对欧洲列强必须采取谨慎的现实主义政策。但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它的选择也在增加。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1917年，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打破传统，派遣200万美国人到欧洲作战。尽管威尔逊在战争结束时创建的自由主义的国际联盟遭到了美国同胞们的批判，但它为1945年后的联合国和自由主义秩序奠定了基础。

如今，拜登总统和大多数民主党人说，他们希望维护现有秩序，而特朗普和美国优先派则希望抛弃现有秩序，两党中的紧缩派则希望在留下的秩序中进行选择。欧洲、亚洲和中东正在发生的冲突将受到明年选举中占上风的任何一种观点的强烈影响。（编译/王海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