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1月29日报道 《澳大利亚人报》网站11月21日刊发题为《肯尼迪遇刺——真相是他们只是一错再错而已》的文章，作者是艾伦·豪。全文编译如下：

60年前的11月22日，有人枪杀了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当地警察局指控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犯下了上述罪行。他拿着枪，在现场，有作案动机，痛恨肯尼迪，而且在试图逃离现场时杀死了一名警察。这一切听起来完全是可以定罪的。随后调查总统遇刺案的沃伦委员会盘问了552人，其中许多人是目击者，并检查了3154件物证——包括扎普鲁德拍摄的实时记录这次事件的电影胶片，以及枪支和子弹，最后提交了一份888页的报告，认定奥斯瓦尔德就是凶手，并且是单独作案。

然而，很少有人相信这一点。大多数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肯尼迪遇害案牵涉的不止一个人。一位已退休的地区检察官编纂了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86个名字。他们是60年来层出不穷的数百种阴谋论中，被声称为杀害肯尼迪的人。

在沃伦委员会1964年9月发布报告之前，29%的美国人认为奥斯瓦尔德是单独行动的。在报告刚发布后不久，这一比例上升到87%。但自此以后，美国人——以及大部分世人——就不再相信这一点了。今年的一项民调显示，65%的美国人认为这位总统是被阴谋杀害的。

描述肯尼迪遇刺其他说法的书籍多达约2000本，它们显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出现这种现象更可能的原因是事实真空：警方敷衍了事、懒于调查和无法原谅的疏忽——其间包括对证据处理不当、案件文档丢失并且通常对事实缺乏独立分析。这种真空后来被各种各样毫无根据的说法所填满。

这一切从奥斯瓦尔德逃离的那一刻起就在发生，而随着肯尼迪被紧急送往医院，失误更是越来越多。达拉斯警察局和达拉斯县法医办公室迅速对整个事件失去控制。当时各方做出了一系列永远无法纠正的决定，包括达拉斯警方（其中大多数人似乎接触过凶器）、特勤局、中情局、联邦调查局（FBI）。刚刚丧偶的杰姬·肯尼迪也做出了错误决定，但这可以理解。

情报机构事前迟疑

其中最主要的是FBI收集的档案，当时领导FBI的是其创始人J·埃德加·胡佛。充满控制欲而且令人畏惧的胡佛自1924年以来就一直是FBI及其前身调查局的头儿。这个极度爱狗、终身未婚而且据称喜欢异装的人掌握着所有人的档案，其中也包括风流成性的肯尼迪。随着他收集更多有关他们令人尴尬的细节，没有一位总统敢不给他更多的预算或者手下。

FBI对于发现奥斯瓦尔德的动机来说至关重要，或许本应该在暗杀发生前几天就在达拉斯逮捕他。FBI特工詹姆斯·霍斯蒂有几个月一直在监视奥斯瓦尔德和他在达拉斯接触的一些奇怪的人。

奥斯瓦尔德1959年移居俄罗斯，回来后又满怀希望地打算搬到古巴。他曾于1963年9月在墨西哥城造访俄罗斯和古巴两国的大使馆。中情局一直监视着他的大部分活动，甚至是造访这两国使馆的举动。

1963年11月初，奥斯瓦尔德对他和他的家人被监视感到恼火（他被拍到为其所在组织“争取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散发传单），他带着一张潦草的字条走进FBI在达拉斯的办公室：“如果你们不停止骚扰我的妻子，我将采取适当行动。”接待员说他好像“疯了”。他已经通过邮购的方式购买了那支广为人知的意大利卡尔卡诺栓式步枪。

事后安排混乱不堪

肯尼迪总统是在中午12点30分之后的几秒内被射杀的，并于12时36分被送至帕克兰医院，不久后死亡。肯尼迪最信任的军事助手戈弗雷·麦克休曾是第一夫人还是杰奎琳·布维尔时的男友，他在12点50分打电话给“空军一号”机组人员，告知他们很快将返回华盛顿。

10分钟后，肯尼迪被正式宣布死亡。下午2点，经过地方当局和特勤局官员之间的激烈争论后，肯尼迪的尸体被非法移走，以便被送上飞机。得克萨斯州法律要求要把肯尼迪的尸体留在该州进行尸检。

为了将肯尼迪的棺材装上“空军一号”，后面的两排座椅被迅速拆除，但最后还是拆掉了把手才把棺材放进去。棺材装上飞机后，麦克休忠诚地站在一旁。

飞机起飞前，麦克休走上前和飞行员讲话。他担心达拉斯警方会突然现身，要回肯尼迪的尸体。他发现即将宣誓就职的总统林登·约翰逊歇斯底里地在厕所隔间里嚎啕大哭：“他们要把我们全都干掉。这是一个阴谋。这是一个阴谋。”平静下来后，约翰逊在下午2点38分宣誓就职，旁边站着肯尼迪的遗孀，她还穿着沾满血迹的衣服。

飞机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58分（比达拉斯提前一个小时）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对总统进行尸检的地点已经确定。对这个主意感到震惊的杰姬曾要求不要这样。总统的私人医生、海军上将乔治·伯克利和死去的总统一样，是美国海军老兵。肯尼迪是美国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乔·拜登是第二位），作为天主教教徒的伯克利深受信任。但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建议：他解释说尸检可以在陆军医院或海军医院进行，然后提醒杰姬，她的丈夫曾是一名海军。最后定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

一辆救护车将棺材运往贝塞斯达医院。棺材里装着的可能是20世纪人尽皆知的谋杀案受害者的尸体，但负责解剖的是一群最没经验的医生。海军人员几乎很少有人是被枪杀的。当晚的首席病理学家是詹姆斯·休姆斯。他从未进行过枪伤尸检。他的副手J·桑顿·博斯韦尔也对被叫来帮忙感到意外。

陆军的法医病理学家皮埃尔·芬克被叫来提供帮助。芬克也认为，这种枪杀后的尸检不找一直对受害者进行治疗直到最后一刻的医生是一种反常的做法。他在达拉斯没有与任何人交谈。同样，检查死者的衣服查看子弹射入和穿出的弹道痕迹也是常见的做法。他也没有怎么做。多年来，报道说他对自己所记的笔记做出了几种解释。也许有一页笔记，或许更多。他似乎把这些笔记随便放在了什么地方，试图从记忆中复制它们。

1996年，他在暗杀档案审查委员会作证时说，当时不允许3名尸检医生进行彻底的尸检：“在整个尸检过程中，我们被告知，家属希望把尸检限制在头部，后来扩大到胸部。”

他记不清是谁告诉了他们这一点，也记不清是什么负责机构说的。难怪他记不清了——除了医护人员，还有其他23人挤进了尸检室，其中包括空军、陆军和海军军官以及特勤局成员。一名男子自顾自地拍照，直到他的相机被没收。据报道，伯克利曾说：“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子弹。”在那个阶段，没有人知道肯尼迪被击中了多少次。事实上，有报道称在迪利广场听到了6声枪响，后来被认为是回响或飞弹造成的。

多年来，让问题变得复杂和助长阴谋论的备忘录都是由两名在场的FBI特工撰写的。在病理学家解剖尸体时，他们大声讨论着他们的发现，甚至猜测可能发生了什么。后来，这两人就他们所认为的事实达成了一致。FBI有关这一过程的报告把病理学家的推测当作事实，这助长了没完没了的存在两个枪手的说法。

相关物品处理不当

说肯尼迪的头部“被粗暴地对待”都不足以形容当时的情况。据报道，甚至在芬克出现在贝塞斯达医院之前，肯尼迪的头部就已经被移走。两天后，警方对其进行了另外一次尸检。也可能是三天，或更多天后，他们记不清了。

在尸检结束后的周末，肯尼迪的家人知道他的头部已被移走接受检查，希望它能与尸身放在一起，并将其放入一口红木棺材中，然后再放入一个重达1400公斤的保险柜中。

事情发生得很快。肯尼迪的葬礼于11月25日举行。巧合的是，奥斯瓦尔德也要在那一天下葬。

但肯尼迪的头部和身体根本没有放到一起。后来，人们在特勤局的储物柜的一个不锈钢容器中发现了他的头部，然后被送到国家档案馆，而到1966年人们发现他的头部不见了。一种言之凿凿的说法是，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派人把它挪走了，这样未来就不会有研究人员再去查看，并发现这位总统可能患有的其他疾病，以及他当时正在服用的药物，而这个真相可能是肯尼迪最大的秘密，其中包括他在接受肾上腺功能不全病的治疗。

但最大的失误是在11月23日晚上出现的，犯下这个错误的是负责监督对这一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暗杀事件的受害人验尸的人。

贝塞斯达医院的尸检于晚上7点半开始。伯克利坚称这个过程是连夜完成的。在获准目击这个过程的一大群人中，医生无意间听到了种种阴谋论，比如俄罗斯人或者古巴人密谋了肯尼迪的死亡。休姆斯后来形容当时的情形是有些亢奋，甚至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

这个过程大约花了10个小时。首席病理学家休姆斯记了笔记，并写了一份尸检报告草稿，然后开车回家，大约早上7点到家。他精疲力竭，但想起自己要在几个小时后参加儿子的第一次圣餐。然后，他不得不回到贝塞斯达医院，与达拉斯的医生们交换意见。

那天晚上回到家，他在客厅里升起火御寒。他搜集了自己的笔记和尸检报告草稿。这些东西沾上了总统的血迹，有一刻拿着它们他甚至觉得有点反胃。他说，后来他决定将这些笔记和验尸报告草稿誊抄到干净的纸上，逐字逐句地抄下来。

他充分认识到这些现场的原始笔记的重要性，以及人们对他重新誊写这些东西可能做出的解读。也许这些血迹确实令他反感。

或许正如他后来所坚称的，他希望阻止这些物品成为令人厌恶的收藏爱好者追逐的物品，或者他觉得在前一天晚上那种乱糟糟的气氛和忙乱的状态下，他可能在拼写或医学术语方面有错误。毕竟，他清楚地知道，世人将极其详尽地阅读他写下的文字。

在他把每一个字都抄到新的笔记本上后，他把沾满血迹的纸页聚拢在一起，走到壁炉前，慢慢地将它们都扔进了火中，他余生都将为自己的这个举动而后悔。（编译/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