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1月26日报道（文/徐剑梅）《史记》是刻在中华文明血脉和中国人基因里的一部书，记载了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3000多年中国历史。问世2000多年来，它对中国史学与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尧舜禅让、大禹治水、荆轲刺秦王、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书中的人物和故事家喻户晓。

美国知名汉学家、翻译家倪豪士浸淫汉学六十载，精研唐代文学，并从1989年起主持《史记》英译。这一翻译工程已成为英语汉学史一大盛事。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记者专访了倪豪士。

“翻译是汉学研究的基础”

倪豪士有一种恂恂儒雅的气度，说话声音柔和，精神健旺。见面时，他特意带了一本英文版《史记》第十卷送给记者，手写繁体字题赠，一笔一画都很用力。

1962年，倪豪士进入美国陆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1970年，他开始阅读《史记》。他说：“学习中文的人难免对《史记》产生兴趣，尤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它。”

《史记》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八书、十表，全书130篇，52万余字。自宋代起就出现《史记》选本，如今通读《史记》全书者恐怕不多。

倪豪士回忆说，他最早阅读的可能是《刺客列传》，先读一段原文，再看英文译本，然后再读原文。不过他当时醉心于包括唐传奇在内的唐代文学，喜爱柳宗元、皮日休、杜甫，并未想过翻译《史记》。但有些事往往“无心插柳柳成荫”，倪豪士研究唐传奇时遇到了不少困难，在向中国台湾学者王秋桂求教时，王秋桂建议他多读读《史记》，于是便开始阅读和研究《史记》，译介《史记》的念头也由此萌生。

读书容易“不求甚解”，但翻译需要把文本逐字逐句地搞明白，这样才能发现一些细微之处的问题。

倪豪士一向重视中国古典文献翻译。他曾在一次讲座中强调，“不是外国人喜欢做翻译，而是非做翻译不可”，就像研究古希腊文学必须先译成英法德文一样，“最重要的（汉学）研究基础就是翻译”。

倪豪士说，他们已经从译讫的《史记》篇目中发现了大量有待研究的问题，而且还有很多段落虽经百般查询文献和专家研讨，仍不能确凿其义。

同时，他把培养了一批汉学研究者视为《史记》翻译工程的主要贡献之一。“这是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好方法，他们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30多年来，从注释、翻译到研讨，已有来自中国、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近200名研究人员参与《史记》全本译介。“这是一支国际化的团队。我们至今仍在一起工作，经常需要克服时差困扰。”

倪豪士回忆说，在1989年启动翻译项目之初，他只计划译出《史记》中未被译成英文的部分，但不久后便下决心从本纪开始，以学术翻译方式全部重译。他当时以十年为期，但第一个十年之后，却发现仍需“比想象中多得多”的时间。

截至今年8月，倪豪士和他的团队已译介《史记》130篇中的106篇，目前正在翻译《史记》中的八书、十表，以及世家中尚未译讫的数篇。他们每周开一次会讨论进展，安排相关事宜。每卷所涉翻译工作完成后，还需约一年时间统稿编辑。

记者问他，何时能译完？“三到五年，但不能确定。”倪豪士笑道，“就如《史记·高祖本纪》所言，‘命乃在天’，这就是我的答案。”

“站在中国的传统之外”

翻译之信、达、雅，是各国译者共同面对的难题。在倪豪士之前，英语世界已有美国汉学名家华兹生的《史记》译本，晓畅生动，富有文学性，为“归化”译法的典范，但存在颇多“信”的问题，注释少，而且不是完整译本。

相形之下，倪豪士主持的《史记》全本翻译，不追求普通读者阅读体验的流畅无碍，而是采取直译的方式，力求准确，不惜在译文中频繁夹杂中文字、词、句作为参照，附以详细注疏、译者笔记与文献索引。对于这种“异化”译法，普通读者如不适应，读起来难免磕磕绊绊。

为何采取“异化”译法？倪豪士解释说：“这就是学术翻译的方式。从一开始，我们就只面向学者和研究者，而非普通读者。”

倪豪士回忆说，在着手翻译《史记》前，他泡了一周图书馆，查阅了馆内所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发现一直以来就存在两种重要的翻译方式：一种面向普通读者，轻松精彩；另一种是学术翻译，附加注释等。他还查阅过日本的一些学术译著，发现也是如此。

上世纪80年代，为研究唐传奇和准备翻译《史记》，倪豪士在北京结识了包括钱钟书在内的很多学者，阅读了他们对《史记》的评析，受到很大影响。在多年译介和研究中，他不时发现，国际汉学家的关注点常有中国学者未能留意之处。

他举例说，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使用“矣”字，往往带有目的，但在白话翻译中难以体现。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去世的措辞也很细致，对他不喜欢的皇帝，会使用“卒”字。倪豪士认为，外国人可能更能注意到这些细节。

倪豪士对《史记》的英文书名也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直译了《史记》的最早书名，即《太史公记》。在他心中，司马迁是一个严格、能自我鞭策、有使命感的人，他认定有必要写一部中国通史以观照他身处时代的国家政治，因此才能在蒙受腐刑这般残酷的刑罚后，坚持完成这部皇皇巨著。

倪豪士尤其欣赏司马迁青年时期的“壮游天下”，把《史记》译介过程中自己的游历、结下的友谊视为人生收获。因为《史记》的翻译工作，他多次赴华，还到访日本和欧洲多国，从各国同行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结下了深厚友谊。

漫漫译介路上，倪豪士常常浮想，司马迁和“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颇多相似，广游历，擅叙事。但司马迁如何获得如此丰富的史料，有多少经他亲自收集，多少来自道听途说，多少来自可靠记载？他需要多大空间存放这些资料，有多少助手帮忙整理抄录？他在竹简上写作，《史记》原稿应无副本，这部皇皇巨著又如何流传下来？可惜后世都没有确切信息。

他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外来者，在每种文化中都能见当地人所未见，这始终是事实。我们站在你们的传统之外，能够看到你们所忽略的东西。”

译者笔记如小型论文

在英文版《史记》第十卷封底，印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的一段评介：“通过这样的著作，西方学术界和文学界将更多领略早期中国的辉煌和浪漫，并可更好地欣赏早期中国的伟大历史学家所呈现的人类教训。”

“我一直在寻找有关早期中国历史的优秀译本。这套书价格虽贵，但内容值得。”一名购买过该书的网友在亚马逊网站上这样留言道。

“倪豪士主编的新译本具有严谨的学术性……翻译非常精确。”美国权威汉学期刊《中国文学》如是评论。

由于倪豪士主编的《史记》英译本是学术译著，需要详细考证、力求准确，因而其注释往往比正文还长。读来最有兴味的是每篇之后的译者笔记，这些笔记犹如小型论文，另附文献索引供读者索骥，说它们是别开生面的导读也不为过。

比如，倪豪士在《南越列传》的译者笔记中，先探讨了“越”的意涵与由来，又从民族志角度对比司马迁对南越人和匈奴人的描述，指出他对前者的描述较为简略，而对后者比较详细，并分析个中原因。

又如，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系助理研究员马克·尼恩贝格尔为《淮南衡山列传》写了长达四页半的译者笔记，援引明人陈子龙的《史记测议》和清人郭嵩焘的《史记札记》，探讨司马迁关于诸王“谋反”的叙事，寻找其在字里行间隐约显露的个人见解，由此认为太史公以反复交织对比的杰出手法展现了汉代皇帝的伪善。

尼恩贝格尔还引用了民国史家李景星的《史记评议》，“其犹豫处全在心上，是太史公独擅，他人无此手笔也。故用欲字、畏字、恐字、念字，及亦欲、时欲、偷欲、计欲等字，摹写入微”，称赞司马迁此篇“创造了真正的杰作”。

披读之下，记者不禁觉得，这些译者笔记很值得回译成中文结集出版，有助于国内读者了解国际汉学界对《史记》的分析和研究视角。这些文献索引更是《史记》国际研究的一份珍贵目录，亦是未来东西方文化比较分析的丰富材料。

“学术薪火相传最重要”

在倪豪士看来，即便华兹生的译本可读性很高，但对《史记》感兴趣的美国读者也很少。究其原因，他说，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人们可能更倾向于阅读当代文学作品，但根本还在于，“很多美国人对文化上的事情都不感兴趣”。

他认为，多数美国人的这一特点与美国移民国家的属性有密切关联。他的曾祖父母1881年从德国移民美国后，就放弃了本国传统、服装、语言，一心一意地试图成为美国人。相对于其他族裔，华人拥有强烈的文化认同，因而被同化的速度会慢一些。

英国小说家莱斯利·哈特利曾经写道：“过去也是异国他乡，人们处世方式不同。”记者一位朋友因此认为，普通美国人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缺乏理解，可能是“一个双重的异域性问题。首先因为它来自异国，其次因为它来自过去，犹如一个异域之中隐藏着另一个异域”。

尽管如此，这并不能削弱甚至反而凸显《史记》译介工作的重要性，仅仅是参与译介的近200名学者的研究及其传播，就会对西方读者产生影响。

倪豪士说：“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对理解21世纪的中国非常重要。”遗憾的是，一些美国大学并不这么认为。他于2020年荣休后，威大麦迪逊分校不再聘请任何研究古典中国（明代之前）的教授，这令他感到难过，“但这是现在（美国大学）的一个趋势”。

过去十年里，许多美国年轻人受经济因素驱动或出于职业发展的考虑而学习中文。倪豪士认为，如果他们想要了解现代中国，关于传统中国的知识是有用的，会让他们的理解“增加一层（厚度）”。

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数十年，与中国古人终日对坐、把臂闲游，还会产生新鲜感或者激发新的灵感吗？

“会。每天都会。”倪豪士毫不迟疑地说。

回首六十载的汉学研究生涯，倪豪士说，和多年前一样，他仍如苏东坡所言，身处庐山之中，但感到“享受和一些满足”。“享受”缘于喜欢学习中国的每一件事，“满足”则主要来自于培养的博士毕业生中涌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学者。

“学术的薪火相传是最令我满意的，这比著述或其他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倪豪士说。

倪豪士和他主编的英文版《史记》第十卷（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