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31日报道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20日发表题为《“我们就快死了”——来自加沙的几个悲伤故事》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尽管过去两周加沙得到大量关注，但仍然很难听到生活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的声音。以色列政府切断了对该地区的燃油和电力供应，这让当地居民很难给他们的设备充电，更不用说与外界联系了。虽然有许多国际记者常驻以色列，但外国媒体在加沙的存在非常有限。真正来自加沙地带的报道大部分来自像努尔·哈拉津这样常驻加沙的巴勒斯坦记者，他们同时在报道和经历这类故事。“我尽量做到专业，”她说，“我竭力忍住眼泪，但在某些情况下，我做不到。”

形势十分严峻。如今生活在加沙不仅意味着面临空袭，而且还意味着营养不良和无法获得医疗服务的威胁，因为加沙的医院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加沙工作的英籍巴勒斯坦医生加桑·阿布-西塔说，由于以色列和埃及实施的长达16年的封锁，加沙地带的卫生系统已经“几近瘫痪”。封锁严重限制加沙地带货物和人员的进出，加沙200万居民中有一半是儿童。

尽管以色列军方在10月12日晚下令让居住在加沙北部的110万巴勒斯坦人逃往南部——联合国称这种大规模撤离“不可能”在不造成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的情况下完成——但是，整个加沙地带都没有安全的避难所。当数十万人逃往汗尤尼斯和拉法等南部城市时，以色列的空袭接踵而至。

这一切都是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发生的，这让加沙的许多巴勒斯坦人感到孤立无援——甚至有遭到背叛的感觉。

尽管如此，许多巴勒斯坦人仍然热衷于分享他们的经历——就算不是为了让自己性命得救，至少是为了证明这么做很重要。

加桑·阿布-西塔医生，54岁

阿布-西塔是在伦敦从业的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他于10月9日早上抵达加沙，成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志愿者。

“我现在希法医院的烧伤科。我基本上整天都在手术室里工作，晚上睡在担架上。希法医院是加沙最大的医院，现在已经变成流离失所者的营地，成千上万个家庭挤满医院的每个院落、走廊和楼梯间。

前天，阿赫利医院的一些同事请我帮忙。我坐了一辆救护车去那里，一直做手术到下午5点半，这时我意识到必须在那里过夜。因为走夜路不安全，所以我可以继续工作到晚上。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先是一声尖锐的巨响，接着是爆炸。当我走出手术室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时，我看到医院的院子着火了。救护车着火了。汽车着火了。棕榈树都着火了。被火照亮的院子里到处都是尸体和尸体的碎片。

爆炸发生后，伤员开始到来，我去了急诊室。现场一片混乱。到处都是尸体，人们在尖叫，很多人缺胳膊少腿。我的第一个救治对象是一个5岁小女孩，她母亲和妹妹都死了，小女孩的右臂有很大的伤口——整个右臂都是伤口。

然后，我们一直手术到深夜12点半。我救治过一个大腿被截肢的人。我用他的腰带做止血带，救活了他。接着，我去救另一个脖子上有弹片的人。

昨天，我一直处于震惊状态。但到了中午，我认识到，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正常工作。

希法医院的整形外科医生昨天说他们没有外固定支架了。一切都处在崩溃状态。这家医院收治的伤员数量可能是收治能力的两倍。他们的病房和走廊已经没地方放床垫让伤员躺着了。现在，医院的水压太低，他们没法操作中央消毒机。我们已经重新开始使用Cidex消毒液，这是一种化学消毒剂。

我感到极度悲观。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我们只是刚开始。”

阿法芙·纳贾尔，21岁

纳贾尔是一名巴勒斯坦学生，在加沙城的加沙伊斯兰大学学习英语文学。她和家人逃到了南部的汗尤尼斯。

“我是一个准新娘。我在袭击发生前一周刚订婚。我的订婚派对本该在上周四举行，也就是我们不得不从酒店撤离的前一天。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切。然后，突然之间，眨眼之间，一切都被破坏了。

10月7日，我们一家被火箭弹爆炸声惊醒。我们决定去一家应该很安全的酒店，因为那里有类似“联合国许可”之类的东西。我们在酒店里住了四五天。形势变得非常糟糕。酒店周围区域被空袭彻底摧毁。门倒了，一些窗户碎了，天花板也塌了，水、电和食物也出现短缺。酒店里大约有350人，都挤在一个地方，因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去酒店的较低楼层更安全，但显然我们并不安全。

我们接到通知要转移到加沙地带南部。我们花了三个小时才找到一辆愿意去汗尤尼斯的出租车。我们知道可能会成为空袭的目标。在我们撤离的同一天，有70多人在针对撤离街道的空袭中丧生，这条街道有以色列部队的安全标记。

从星期五晚上起我们家就没水了，也没有电。我们用汽车电池给网络设备供电，我们得把手机拿到附近有太阳能的商店或邻居家充电。

加沙一直在遭受野蛮袭击。然而，这次情况要糟糕很多。一些家庭全家人被打死——我说的全家，不是指一个四口或五口之家。我说的是40多人的大家庭。

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要想：哪天醒来时可能会发现自己被困住在废墟里。我妈妈不得不让我11岁的弟弟坐下来，告诉他如果他发现自己被埋在废墟下该怎么办。

我看到全世界许多人的支持和爱。然而，掌权的人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种情况。每个人都说：‘我们谴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谴责得够多了。是时候停止这一切了。他们正在讨论让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的问题。如果人们继续在死去，援助的意义何在？”

尼哈尔·阿拉米，33岁

尼哈尔·阿拉米是一名出生于加沙的翻译。

“我出生在加沙城，在以色列剥夺我们所有基本人权的封锁下长大。

周五，我和家人撤到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我们现在和另外20个人挤在一间公寓里。在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附近发生了许多爆炸事件。

我们没有水，没有燃料，没有网络，也没有电。我们在黎明时接到撤离通知后就离开家了。我所在的加沙城遭受了非常猛烈的空袭。周边社区被战机夷为平地。以色列仍在轰炸加沙城的平民居住区。

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加沙城的一座商业大楼，我丈夫失去了他的商店，这是我们的收入来源。我们所有生活必需品都快用完了。我们没什么吃的东西，已经无法生存了。

在加沙，你不用做计划，以色列的占领为你计划了一切。我们的希望是活下去，不要失去任何我所爱的人，以及回到我在加沙城的家。”

努尔·哈拉津，33岁

哈拉津是一名巴勒斯坦记者，她是在以色列下达撤离命令后逃往加沙南部的数十万巴勒斯坦人之一。

“星期六早上6点半，我们开始听到从加沙方向发射火箭弹的声音。我们当时很震惊，现在仍然处于震惊状态。我们已经习惯了以色列挑起战争。但当我们看到新闻时，意识到这次需要更多时间。

我在迪拜长大，2006年回到了我的家乡加沙。我住在加沙城中部的一个社区，该社区人员已被疏散。我现在在加沙南部的代尔拜拉赫。但实际上这里也会遭到空袭。他们用为了我们安全的理由疏散我们，却在轰炸让我们疏散的地方。

我们还面临着其他挑战。没有无线网络。没有电。没有燃料。我已经在代尔拜拉赫的一家医院避难四天了。我不能四处走动，因为到处都遭遇空袭。

作为一名加沙记者，最大的挑战是保持冷静，忍住眼泪。我尽量做到专业，不落人口实，说因为我是一名巴勒斯坦记者，所以就站在巴勒斯坦一边散布谎言。

但在某些情况下，我做不到(保持冷静)。两天前，以色列战机同时袭击了代尔拜拉赫的两栋建筑。有人死了。他们中许多人是孩子，我看到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有些孩子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孩子。我有两个孩子，他们是双胞胎，都是5岁。他们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以为我们是去旅行什么的。但他们很坚强。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情绪激动的原因。”

拉万·哈桑，23岁

哈桑是一名在拉法工作的英语教师，他的饮用水即将耗尽。

“加沙的生活非常艰难。晚上根本睡不着。吃不到需要的东西。喝不到清水。许多孩子死了。我们有很多遇难者，但没人关心。没人在乎。人性在哪里？对这些孩子的人性关爱在哪里？

我认为食物状况对我来说还可以，但对其他人来说就不行了。我们的水十分有限。两天内就会喝完。

孩子们一直在哭。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我希望国际社会同我们站在一起。我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有很多朋友。我一直在尝试告诉我的朋友们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支持我的社区和我的人民是我的责任。

我们必须在孩子面前坚强起来。我只是假装一切安好。我有侄女和侄子。他们太小了。我一直在向安拉祷告。我认为战争影响最大的是孩子们。

今天，我们邻居的家被以色列人炸了。你不得不感情麻木。你必须坚强，不要让任何事情摧毁你。你仍然活着。

不幸的是，今天在加沙，孩子们在以色列的占领中死去。他们的权利在哪里？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应该有祷告、旅行、学习的权利。但是现在他们没有这些权利。”

塔拉·赫尔扎拉，21岁

赫尔扎拉是加沙伊斯兰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加沙城一家语言中心的英语教师。

“我的大学现在完全被毁了。工作场所完全被毁了。现在，我和我的哥哥、他的妻子和孩子、我的父母一起被困在加沙城。

没有语言可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到处都是血。到处都是坏消息。我们只是在数日子过，或者说数着分钟过，直到死亡来临。

‘你安全吗？’现在这是一个可笑的问题，因为实际上加沙没有安全可言。没有任何地方，真的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他们让人们去南部，但他们轰炸了南部。他们让人们离开北部，然后轰炸了北部。

一切都很匮乏。如果我们想要面包，我哥哥和父亲可能要排一个多小时的队。面包店可能今天开门，明天就关了。我们什么都没了。

即使我们现在还活着，即使加沙人还活着，但我们的内心已经死亡。

我希望我们能活下去，不是因为我想活下去，而是因为我想讲述我们的故事。我们人民的故事。人们必须更多地了解巴勒斯坦的历史和我们的苦难。自1948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受苦。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卫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土地。（编译/郭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