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27日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近日刊发题为《美国总统到底为何参战》的文章，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公共事务教授朱利安·泽利泽。全文摘编如下：

如果说美国政治史上有一样东西恒常不变，那就是总统在处理国家安全问题时经常会疏忽大意、做出误判甚至犯下离谱的错误。

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已经花费大量笔墨，试图解释是什么导致美国总统滥用他们作为总司令的权力。在许多代学者看来，越战和其他战争之所以出了问题，答案在于民选官员被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蒙住眼睛，对实际情况视而不见。

新左派历史学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认为，意识形态与这没什么关系；政府参战不是要去保护外国的民主，而是为取悦利益集团、安抚国会委员会、为防务承包商提供预算、确保领土控制或者获取宝贵的自然资源。他们认为，随着行政部门范围的扩大，总统和国家安全官员被赋予太多不受约束的权力，可以任意行事，导致战时的糟糕决策。

然而，近十年来，学者开始把注意力从意识形态或物质利益上转移开来，全面审视另一个因素的重要性：选举政治。政治学家安德鲁·佩恩的新书《选票上的战争：选举周期如何影响总统的战争决策》为这一小批学者的研究增添了可喜的内容。这批学者包括弗雷德里克·洛格瓦尔、坎贝尔·克雷格、杰里米·苏里和我。我们试图创作一部美国总统任期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三军统帅不断面对国内政治对海外决策的影响。

“赢得选举至关重要”

佩恩写道：“领导人在战时做出军事和外交战略决定时，习惯性地把选举考虑在内，这是一个令人不适的真相。”白宫战情室每有一位军官或美国国务院专家为总统提供有关美军最佳行动方向的建议，又会有另一位顾问警告这些政策可能会对下次选举产生什么影响。

正如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坦率地承认，在决定战时最佳行动路线方面，“赢得选举至关重要”。在民主国家，政治几乎不可能只限于国内。

佩恩在《选票上的战争》一书中系统评价选举与外交决策在总统任期内相互交织的特性。他概述美国选举可能影响总统战时决策的5种方式：延迟(推迟军事行动直至举行选举)；抑制(在实施战略行动时打折扣，直到大选投票)；刺激(加快军事行动，以便在选举前表现出强硬的样子)；余波(基于选举结果打破或实现有关战争的竞选承诺)和搅局(选举干扰或破坏谈判策略)。

佩恩写道，前三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中期选举和连任竞选之间，后两种情况则发生在总统更关心其政治遗产的“跛脚鸭”时期。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考虑不同的选举周期。

利己主义胜过国家利益

这本书的细节也相当精彩。书中提供了3个有见地的案例研究。相关档案材料以及最近公布的文件和采访表明，总统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在朝鲜半岛、越南和伊拉克部署军队时脑子里都想着大选。在每一个案例中，选举上的利己主义都胜过国家战略利益。

例如，哈里·杜鲁门总统因担心自己在1950年的中期选举之前显得软弱而听任华盛顿的鹰派加速卷入朝鲜(战争)。1952年的大选也促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朝鲜问题上采取越来越咄咄逼人的立场，以试图安抚党内强硬的反共分子——尽管他有意保持模糊，给自己留有余地，好在上任后改变路线。艾森豪威尔赢得总统宝座后努力达成停战协议，尽管在竞选期间言辞强硬。

有关越战的章节探讨约翰逊如何在把这场战争“美国化”时避免轻举妄动，直到1964年大选之后。这期间的一个著名例外是1964年8月要求通过“北部湾决议案”，因为一场所谓的袭击为他采取强硬行动提供了借口。以压倒性胜利击败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后，约翰逊加强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参与。他已经摆脱对选举的担忧，本来可以决定退出或寻求中立，但他认为，局势升级对维持他的国会内联盟至关重要。他在决定不竞选连任后的“跛脚鸭”时期想要达成和平，但这种努力却被1968年的选举周期颠覆。

几十年后，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6年中期选举前拒绝在伊拉克增兵，因为担心此举可能影响选民的决定。他在回忆录中承认，自己当时在等待，直到他的决定看起来并非出于政治目的。他也不肯解雇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直到中期选举结束。两年后，贝拉克·奥巴马竞选总统时承诺从伊拉克撤军，但赢得大选后却放慢速度。然后，随着竞选连任的临近，奥巴马加快撤军步伐，因为知道许多民主党人会评估他是否履行承诺。

选举担忧导致决策“欠佳”

书中也有一些偏颇的地方。例如，佩恩定义的政治考量主要围绕选举，而不是立法和维持国会的结盟，后者对保护国内和国家的安全政策至关重要。此外，尽管佩恩展示了政治野心如何影响约翰逊在1965年拒绝撤军，却没有太多关注这样的考量如何影响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布什或奥巴马。

佩恩对国会关注太少。就像政治学家表明的，国会保有强大的权力，可以通过开展调查和公开声明影响选民意见并把公众注意力集中在对外政策的某些方面。此外，议员也控制着钱袋子，这仍然是总统斟酌战争战略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尽管如此，佩恩这本书提出的核心问题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在海外战争问题上，民主产生的结果是更好还是更糟？

佩恩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他的书指出，长期以来，总统对选举的担忧导致对外决策“欠佳”——尤其涉及非对称战争。他写道：“强大的民主国家在打小规模战争时尤其糟糕。美国参与此类‘有限’冲突时总是拖得很长，士气削弱，最后即便不是彻底失败，充其量也只是打个平手。”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佩恩没有为他指出的严重问题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这让人更加沮丧。（编译/赵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