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22日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10月18日刊登题为《美国是以巴最新一轮战争的根源》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全文摘编如下：

至少有五个关键事件或因素帮助催生了过去两周发生的中东悲剧。

一、海湾战争及其后果：马德里和平会议。时任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经验丰富的中东团队于1991年10月召开了马德里和平会议，与会者包括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埃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代表以及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

然而，马德里和会埋下了未来许多麻烦的种子。伊朗没有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它对自己被排除在外的反应是组织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势力召开了一次会议，并与它以前所忽视的巴勒斯坦组织(包括哈马斯和杰哈德)进行了接触。

之后，自杀式爆炸和其他极端暴力行为扰乱了《奥斯陆协议》的谈判进程，削弱了以色列对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依然遥遥无期，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哈马斯和伊朗的关系也日趋紧密。

二、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和随后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与以巴冲突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尽管伊拉克在几个方面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乔治·W·布什政府认为，推翻萨达姆将消除伊拉克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提醒对手美国所拥有的强大力量，在更大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并为整个中东地区沿着“民主路线”彻底转型铺平道路。

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代价高昂的伊拉克泥潭和伊朗战略地位的显著提升。海湾地区力量对比的这种变化令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感到惊慌，来自伊朗的共同威胁开始以重要的方式重塑地区关系，包括改变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担心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策动“政权更迭”也促使伊朗谋求发展核武器能力，导致其铀浓缩能力不断提高，而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也越来越严厉。

三、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决定放弃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转而采取“最大限度施压”的政策。这一愚蠢的决定产生了几种令人遗憾的影响：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使伊朗得以重启核计划，并更加接近拥有真正的核武器能力；最大限度施压行动导致伊朗袭击波斯湾和沙特阿拉伯的运油船及石油设施，以便向美国表明，其试图强迫或推翻他们的企图也是有代价和风险的。

这些事态发展加剧了沙特人的担忧，增加了他们对发展本国核基础设施的兴趣。认为来自伊朗的威胁日益增强这种观点鼓励了以色列与几个海湾国家之间进行悄无声息但意义重大的安全合作。

四、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是战略上的外行人士(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主意，是一系列使以色列与摩洛哥、巴林、阿联酋和苏丹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双边协议。批评人士指出，这些协议对推进和平事业的作用相对较小，因为参与协议的阿拉伯国家政府都没有积极敌视以色列或有能力伤害以色列。

拜登政府继续沿着大致相同的道路前进。它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措施来阻止以色列日益极右化的政府支持极端定居者的暴力活动，这导致过去两年死亡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激增。在未能兑现立即重新加入《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竞选承诺后，拜登等人将主要精力放在说服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上，以换取美国的某种安全保证，或许还能获得先进的核技术。

但这种努力的动机与以巴问题关系不大，主要是为了阻止沙特向中国靠拢。遗憾的是，传言中的协议让哈马斯有了强烈的动机来证明这是多么的错误。

五、美国在成功实现以巴和平进程方面的长期失败。自《奥斯陆协议》签署以来，华盛顿一直垄断着和平进程的主导权，而其多年来的各种努力最终都无果而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曾多次宣称，美国致力于实现“两国”解决方案，但现在这一结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不可及，而且可能是无法实现的。

如果拜登总统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当下干预的最终结果仅仅是回到10月7日之前的状态，恐怕全球其他国家都会在一旁沮丧地观望，摇头表示失望和不赞同，并得出结论：是时候采取不同的做法了。（编译/杨雪蕾）

10月21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汗尤尼斯，一名男子站在遭以色列袭击的建筑废墟上。（里泽克·阿卜杜勒贾瓦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