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9月11日报道 美国“治国方略”网站9月6日刊登题为《阿富汗错觉让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变得盲目》的文章，作者是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欧亚项目主任阿纳托尔·利文。全文摘编如下：

在美国干预阿富汗事务遭遇决定性惨败的两周年之际，我们应该考虑那场灾难对美国在其他地方战略的教训。

虽然阿富汗本身的情况有其独特性，但华盛顿的错误和失败反映了美国政策制定过程和政治文化中一个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模式——以及病态。如果不加以解决，这些问题将导致未来发生更多灾难。

然而，大部分主流媒体和智库在回想起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时，并不是将其作为一种反思教材，而是视之为一种尴尬，想尽可能快地彻底将其遗忘。

这与美国主流社会在回想起越南战争时的方式相似，结果就是伊拉克战争的灾难。在入侵伊拉克之前，美国社会大辩论中最令人惊讶的事情之一，是普遍都没有去考虑甚至提及越战经历可以教会美国人什么。如今，这种拒绝吸取教训的态度尤其适用于美国对乌克兰事务的介入。

这张2009年11月3日拍摄的照片显示，两名美军士兵在阿富汗西部法拉省一地巡逻。（新华社发）

在美国入侵阿富汗之前，美国没有通过外交渠道与塔利班接触。这姑且可以讲得通，因为美国人对“9·11”恐怖袭击事件自然感到愤怒，而且塔利班拒绝立即交出“基地”组织领导人。然而，考虑到美国入侵阿富汗所造成的惨重代价，我们不禁要问，一个能让塔利班保全面子并坚持自己信仰的方法是否可以为美国人和阿富汗人带来更好的结果？例如，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说服塔利班将“基地”组织领导人交给其他穆斯林国家。

阿富汗战争的第二个教训古已有之，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强调过：在任何战争中，谁都对长期的胜利没有把握，因为战争比任何其他人类活动都更容易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和影响。

对于阿富汗战争而言，消灭“基地”组织并推翻塔利班的任务演变成了一个更宏大、可能注定失败的努力，即通过外国干预、援助和监督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西式民主国家。

这又与试图摧毁伊斯兰信仰与普什图民族主义之间旧有的、异常强大的纽带有关。正是这种纽带催生了塔利班，也是上世纪80年代反抗苏联干预以及在此之前爆发反抗英帝国起义的原因。

除了未能预见后果外，因循守旧和追名逐利让事情雪上加霜，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倾向在美国建制派身上更严重，而是美国拥有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干预的实力和能力，这使其负面影响被放大。即使是那些本应更了解情况的专家和记者，也会不假思考地追随当时建制派的立场，只是这些建制派可能与有关国家的现实非常疏离。

每当美国开始新的海外冒险时，就会涌现出一大批瞬间成为“专家”的人。他们被选中是因为他们与华盛顿关系密切，而不是对所涉地区有真正的了解。即使他们有勇气，也无法纠正美国政策的错误。此外，他们对当地历史和文化的一无所知使他们极易受骗，落入当地情报贩子编织的假象中。

一旦两党都认可了一项特定的策略，两党很难承认错误并改变方向。然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需要有知识和勇气告诉将军们何时停下来的政治领导人。

相反，在阿富汗，将军们和政府官员串通起来编造乐观的谎言，然后被容易上当受骗和毕恭毕敬的媒体传播开来。今天，拜登政府拒绝承认乌克兰反攻失败就是这种情况。现在，是时候开始制定结束俄乌冲突、结束给美国在欧洲的重要盟友造成的经济和政治损害的政治策略了。

关于美国在阿富汗的最后一点教训几乎无需再提，因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连串美国思想家都已经提到过。美国政治建制派有一种极度夸大当前敌人的“邪恶性质”以及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倾向。

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曾被描绘成一股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共产党将在法国和墨西哥取得胜利的力量；萨达姆·侯赛因则变成了用核武器威胁美国本土的人；只能在阿富汗与塔利班战斗，这样我们就不用在美国与之作战了。

如今，美国官员一边将俄罗斯描述为“脆弱不堪”，以至于乌克兰可以完全击败俄罗斯军队并对俄罗斯造成毁灭性破坏；一边又将俄罗斯描述为“强大无比”，以至于如果乌克兰击败不了它，将对北约和“全球自由”构成致命威胁。

希望在这个纪念日上，在面对乌克兰的更大危险时，美国的建制派和媒体能够认真思考曾经发生在阿富汗的事情。（编译涂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