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15日报道 西班牙《对外政策》双月刊网站8月8日刊登题为《数字革命改变地缘政治》的文章，作者是加拿大国际管理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员丹·丘里亚克，全文摘编如下：

随着世界走出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数据从过去毫无价值的商业交易副产品——“数据废气”决定性地转变为“新石油”，成为数据驱动型经济的重要资本资产，并发生了质的变化。

技术革命影响深远

推动这一转变的三项重大技术突破出现在美国经济领域，当时正值美国单极时代的鼎盛时期。“深度学习”由多伦多大学的杰弗里·欣顿于2006年正式提出，但该技术首先被美国公司，尤其是谷歌所掌握。2007年6月29日，美国苹果公司推出了iPhone。200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吴恩达及其团队率先应用图形处理器(GPU)训练人工神经网络。

这些重大技术应用很快得到认可：2010年，谷歌时任CEO埃里克·施密特在巴塞罗那技术会议上宣布，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施密特将其描述为移动时代：移动计算和移动数据网络。他还说：“这些网络无处不在，人们在做什么，关心什么，什么信息正在被监控，只要我们想知道，只要人们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就能知道。”

知识经济是如何改变地缘政治的？30年前，美国也经历了类似的技术转型，开创了知识经济。当时的重大进展是：1980年通过了《拜杜法案》，标志着创新和知识产权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得到了政治认可；1981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推出了个人电脑(PC)；1981年至1982年推出了用于PC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CAD/CAM)软件，进而彻底改变了工业设计。

这一变革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创新驱动型经济焕发活力的大背景下，美国战胜了日本的挑战；宣布与苏联冷战的胜利；通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扩展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覆盖新的利益领域——知识产权和服务；在20世纪90年代末迎来了令人振奋的技术繁荣，其主要技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屡创新高；通过北约与俄罗斯签署条约，吸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昔日的对手纳入基于规则的秩序。

内部问题困扰西方

技术革命带来了数据驱动型经济，此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2020年代初，在这一新经济的头十年结束时，即便美国公司利用先发优势成为全球巨头，但美国却回到了最初的原点，而全世界则陷入了社会、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动荡之中。

美国内部开始因社会问题(枪支、堕胎、疫苗接种、移民和种族问题)而分崩离析，很快就被与失败国家相提并论。事实上，关于美国是否正处于第二次内战的边缘这一问题早已引起热议，尤其是在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遭到袭击之后。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对中国发动一场全面的防御性技术战，而中国在2010年甚至还未出现在美国的技术版图上。

作为世贸组织所体现的全球化实验的一部分，欧洲的力量已被英国脱欧削弱，在曾因内部纷争而撕裂的“战略自治权”中试图找到平衡，并试图应对俄罗斯在东部边境发动的战争。战后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似乎无法应对错综交织的多重危机。

美国曾将其在计算机革命中的初始优势转化为一场长达30年的争夺全球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的竞赛，但如今不仅失去了初始优势，而且还眼睁睁地任由自己在各条战线上败退。

尽管专利申请率的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但到2021年，中国在知识产权国际收入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

美对华发动技术战

然而，中国几乎与美国同时进入数据驱动型经济，并抓住了人口所带来的规模优势。得益于大力招聘技术人员、利用政府资助的孵化器和公共部门的风险资本促进私营部门初创企业发展，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中国在一个关键领域——5G通信技术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这令美国决策者大吃一惊，并被迫采取紧急行动，发动了一场无情的全方位地缘经济闪电战，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包括禁止向中国公司、研究机构等出口美国先进技术；限制中国对数据丰富的美国公司投资；司法部启动针对中国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的“中国行动计划”，以防技术遭到窃取；要求美国大学审查与中国实体的技术合作关系；通过外交手段迫使第三国拒绝中国5G技术、不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尽管新技术在数据驱动型经济中得到普遍应用，新技术同时也加快了创新的步伐，结果却将中美关系从竞争推向了对抗。

今天，世界正处于战争状态——热战、冷战、技术战、贸易战、社会战和自相残杀的政治战，而美国作为引发这些战争的先驱，却出人意料地在深刻变化的地缘政治中扮演着防御者的角色，这着实令人惊讶。

在开放的信息社会，西方民主国家要想在新一轮地缘政治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在社会信息结构的瓦解与内容的审核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由谁来审核以及审核依据是什么，目前尚不得而知。（编译/刘丽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