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7月25日报道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7月19日刊登希腊前财政部长、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尼斯·瓦鲁法基斯的文章，题为《紧缩政策曾经毁了欧洲，现在紧缩政策又回来了》。全文摘编如下：

2008年，欧洲人的总体收入比美国人多10%。到了2022年，美国人的收入比欧洲人多26%。本周，美国《华尔街日报》证实，欧洲人不仅整体变穷了而且个人也变穷了。造成这种令人震惊的财富大逆转的是欧洲各国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紧缩政策。

在艰难时期，财政紧缩不仅对需要政府支持的弱势群体不利，也抑制了投资。难怪欧洲企业拒绝投资生产那些消费者根本没钱购买的产品的产能，就是2008年后的紧缩政策扼杀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投资并使欧洲走上长期衰退的道路。

每次紧缩行动都首先对公共投资这个财政支出领域造成沉重打击。与养老金和公共部门薪资等其他相对缺乏弹性的政府支出相比，公共投资是削减预算者最容易选择削减的目标。因此，给欧洲留下永久伤痕的，是紧缩对公共投资的长期抑制效应，而不仅仅是对总需求和私人投资的影响。

十多年后的今天，欧元区的公共投资水平(占总收入的百分比)低于其他任何发达经济体或经济集团。鉴于爱尔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包含着爱尔兰人从未看到的跨国公司收入，所以我们必须把爱尔兰排除在外。这样，如果将爱尔兰排除在外，那么，欧洲经济强国德国在欧洲的整体投资率方面排名垫底。

除了奢侈品(路易威登、爱马仕、保时捷和法拉利等公司处于领先地位)和足球之外，欧洲正在成为一条经济“小鱼”。强大的德国汽车业或许保持了其产量，但其附加值长期下降。

在整个欧洲，对制造业绿色技术的投资惨淡。在推动全球增长的电池、人工智能和所有数字技术等领域，欧洲都落后了。1990年，在全球半导体制造中，欧洲占了44%，但现在欧洲只占9%(连美国都占到12%)。大型科技企业几乎完全是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在全球前20家科技公司中，只有两家(荷兰的阿斯麦公司和德国的SAP公司)是欧洲企业。

经济史学家将回顾2008年的金融危机、随后发生的2009年之后的公共债务危机以及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这些危机视为欧洲精英错过的一系列机遇，只要情况允许，欧洲精英们就选择默认实施财政紧缩。多数评论员将此归咎于对通胀的非理性恐惧、对宏观经济的无知或其他因素。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事实是，欧洲即将在可能是最糟糕的时刻犯下同样的错误。正当我们(欧洲)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在多年投资不足后正在萎缩，美国却正在经历投资繁荣，这得益于美国总统乔·拜登的政策计划，即向在美国主要是在绿色技术领域投资的公司(包括欧洲公司)提供巨额补贴。

与此同时，欧盟正在以它似乎知道的唯一方式作出回应：采取措施恢复财政规则，这将使最初导致欧洲相对贫困的紧缩政策死灰复燃。

不祥的预兆已经出现。欧洲将喧嚣地呼吁建立自己的投资基金来对抗美国的新产业政策，但结果将平淡无奇，还会像(欧盟)复苏基金那样引起分歧。

随着欧洲不断失去优势，欧洲对美国和对中国的净出口下降，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将占上风。欧洲从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廉价天然气转向进口从墨西哥湾运输的昂贵液化天然气，成本增加，很快先进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以及整个绿色能源转型的成本也将会上升。

目前，鉴于我们的企业集团在生活成本危机时期还在利用其市场力量来提高利润率，欧洲评论人士对通货膨胀仍然忧心忡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欧洲经济的表面之下，真正的危险是一个新的衰退势头——我们已经可以从货币供应和总投资数据中看到这一点。

无需先知的预言家就能预见到，紧缩政策卷土重来，欧洲将会面临什么情况。随着实际工资下降和工作质量恶化，欧洲的生活费用将继续增加。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理念和一个实体的欧洲，将跟随大多数欧洲劳动人民走上他们十多年来一直走的越来越窄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