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6日报道 西班牙《对外政策》双月刊5-6月号发表题为《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变数》的文章，作者为里卡德·冈萨雷斯，全文编译如下：

土耳其政治分析人士普遍认为，5月14日的大选是近几十年来最具决定性的选举。虽然这一评价主要是出于内政方面的考量，但此次大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极为显著。自2003年执政以来，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一直在为摇摆不定的外交政策打上个人化的烙印。

总的来说，在埃尔多安执掌的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下，土耳其外交政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围绕着这名领导人的选举利益以及地区和国际形势展开。

第一阶段大概是执政的第一个十年，他的政策被称为“与邻国问题清零”。这一愿景的核心是将合作和追求共同利益提升为对外关系的优先事项，特别是与土耳其接壤的八个国家，并抛弃那套本国被群敌环伺的陈旧思维。因此，该国政府致力于“去安全化”和去军事化的外交政策，着力在周边地区建立一个提升跨国贸易量和人员流动性的区域。在欧盟模式的启发下，他认为提升相互依存度或将解决长期存在的安全冲突。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被土耳其领导层视为在南部邻国加强存在的黄金机遇。埃尔多安的土耳其因其整合民主思想和伊斯兰身份的能力而被视为整个地区的典范。2002年至2007年期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7%，出口额从360亿美元增长到1320亿美元，同时通货膨胀率下降。从各方面来看，埃尔多安时代的第一个十年是成功的。

2013年至2014年，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转向了更具攻击性的立场，这和埃尔多安毫不妥协的态度不无关系。

与特拉维夫的关系在“马维·马尔马拉”号事件后进一步恶化。当时，这艘土耳其船只试图突破对加沙的围困，而后遭到以色列军队的暴力袭击。

土耳其对以色列的敌意进一步提高埃尔多安在阿拉伯世界的人气。然而，随着“阿拉伯之春”持续发酵，这种民望很快就在笼罩该地区的两极化中遭到反噬。

当时，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正陷入内战。同时，一场军事政变终结了埃及的民主试验。新的形势使得“零问题”政策难以为继。此外，重新建立起地区大国信心的安卡拉并不满足于影响事件，而是寻求决定事件走向。因此，埃尔多安选择对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冲突进行军事干预，同时毫不犹豫地站在卡塔尔和穆斯林兄弟会一边。2015年，在叙利亚边境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斗机后，土耳其还与俄罗斯交恶。

外交政策再次被用于达成国内政治目的。一个能够把军事力量投射到境外的土耳其激发了大部分人的民族主义冲动，并提高了埃尔多安在世界舞台上的威望。

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模式由建筑业和高额贸易赤字驱动，因此，疫情期间的封控和关闭边境措施对土耳其的打击尤为严重。在意识到这会对自己的连任产生负面影响后，埃尔多安再度转变外交政策。由于需要外汇和投资，他努力与所有与他有过激烈争端的国家和解，包括他的宿敌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执政的埃及。

然而，经济并非这种转变的唯一动机。例如，在叙利亚，他寻求与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推动土耳其境内收容的400万叙利亚难民回国。在卡塔尔与沙特和阿联酋达成和解后，安卡拉已经被完全孤立，这种情形对土耳其巩固在叙利亚和利比亚取得的成果构成威胁。

在土耳其外交部门策划的和解进程中，或许最惊人的要数与沙特或者说与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冰释前嫌。

埃尔多安深知西方投资的重要性，于是他也缓和了与华盛顿和欧盟的分歧。准确地说，乌克兰战争是土耳其政府摆脱孤立状态并维护地缘战略地位的绝佳机遇。在向乌克兰提供并推广“旗手”无人机的同时，埃尔多安并未跟随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这使土耳其经济处于一个耐人寻味的中间商位置。此外，安卡拉在基辅与莫斯科达成的粮食协议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凭借外交手腕和些许运气，埃尔多安得以带领土耳其走出外交死胡同，尽管代价有时非常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