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1日报道 美国杰出的外交家和地缘政治家亨利·基辛格在5月27日迎来他的百岁诞辰。美国之音电台网站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基辛格一直是国际政坛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对打开中国大门、缓和美苏关系、结束越战等作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并因此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留名。

改变世界历史轨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基辛格身处白宫权力中心之际，冷战正急剧升温，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中东在阿以战争之后大有一场大战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危机和挑战也为基辛格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他频繁穿梭于中南海、克里姆林宫等地缘政治中心以及遍布中东、拉美、非洲等的热点地区，被认为是参与打造二战以来全球权力格局为数不多的奠基者之一，在历史的沿革中刻下了自己的痕迹。

“如果要列出对当今我们所认可的政治秩序的形成最具影响力的几个人，也就是在二战后创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际秩序的人，我认为你肯定要将他列入其中。”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历史学教授杰里米·苏瑞对美国之音说。

“下星期不可能发生危机，我的日程都已经排满了。”基辛格这句独特的幽默透露出，那是一个基辛格参与运筹大局、改变世界历史轨迹的年代。

美国在越战后面临严重分裂，公众对国际参与产生强烈幻灭感，基辛格在这一历史关头所发挥的作用，“基本上确保了美国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继续扮演全球角色的可能性，而当时美国实际上有可能完全放弃参与联盟、军事干预和海外努力”，《亨利·基辛格与美国权力：一部政治传记》一书的作者托马斯·施瓦茨说。施瓦茨是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历史教授。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纵观基辛格几十年来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其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美中不可冲突。

“当我在美国的朋友和同事谈论中国的崛起及其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时，我说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基辛格2007年在北京说，“我们无法阻止它，也不应该阻止它。”

基辛格的《论中国》被公认为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必读书籍之一。在这部中国问题专著中，他以一位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的外交战略特点，记录了他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历程。

基辛格不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往中国的第一位官方美国特使，也是访问中国最多的美国政界人士。50多年来，他先后近100次往返两国。

得克萨斯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与美国世纪》一书的作者苏瑞说，基辛格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文明的国家。

基辛格的外交大手笔几乎都是秘密进行的。从打开美中大门到结束越战、谈判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等，基辛格参与并主导了一系列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外交行动。他1971年7月在巴基斯坦登上那架波音707飞机飞往北京时，甚至连美国国务卿都不知情；在他和苏联交涉核武器条约时，美国正式的谈判代表都被蒙在鼓里。

基辛格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称呼在中国外交措辞中极具特殊意义，就基辛格而言，他不仅有“破冰”之功，在中国人眼里，更有坚持不懈替中国“美言”之劳。

悲观的现实主义者

基辛格生于乱世，其成长起来的年代正值德国社会动荡不安、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他在纳粹的魔影下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直到15岁时移民美国。

移居美国后，他又曾应征入伍，奔赴二战中的德国战场，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历任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教授。

《基辛格传》一书的作者沃尔特·埃萨克森说，少年时代心灵上的阴影给基辛格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深刻烙印，促成他对人性的悲观态度。“我认为基辛格是班上最聪明的孩子，他在自负和不安全感的混合体中长大。”埃萨克森在书中写道。

在国际政治界，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被普遍认为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中追求现实主义的权力均衡。在他看来，大国外交归根结底是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而非道德准则。“国家是一个脆弱的机构，”他在2015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中写道，“政治家没有因道德约束而冒其生存风险的道德权利。”

“他有一种世界若无治理便充满危险的意识。”苏瑞说，难民以及他在二战期间的经历塑造了基辛格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他深信像他这样的领导人可以影响历史进程，他是一个非常精英主义的思想家。

基辛格常常出语悲观。施瓦茨说：“一位教授曾经对我说，在学术界中，悲观永远比乐观更睿智。”他认为，基辛格潜心造就了这样一种英明的悲观者印象。

百岁高龄之上，基辛格仍才思敏捷，常常跻身热门议题的最前沿针砭时弊，担忧世界安危。人工智能或尚处蹒跚起步阶段，但依基辛格之见，ChatGPT(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之类的自然语言处理程序的强大潜能将改变人类对现实的认知，知识也将被重新定义。

一代“外交政策宗师”

英国历史学家兼作家尼亚尔·弗格森则称100岁的亨利·基辛格为“一代外交政策宗师”。

弗格森认为，当今外交政策的所有关键问题都与基辛格50年前处于职业生涯顶峰时相同的说法并不过分。

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报道称，作为一名对19世纪的欧洲外交——特别是英国通过阻止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国家主宰该大陆来保持均势的方式——明显怀有巨大兴趣的哈佛大学教授，基辛格在1957年凭借一本畅销书一举成名，该书称有可能爆发“有限”核战争。20世纪60年代，基辛格是一位相当古板的“洛克菲勒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出人意料地聘请他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从而把他从学术界解救出来。

报道称，尼克松和基辛格之间原本不大可能建立的伙伴关系导致了对中国的开放，导致了与苏联军备竞赛的放缓，也终结了美国对越南的介入——更不用说中东“和平进程”的开启了，而“和平进程”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基辛格提出的。从“秘密渠道”到“穿梭外交”，很多“基辛格主义”已经嵌入到外交政策语言中。

1972年至1976年，基辛格处于个人声名的顶峰，当时他主宰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从水门事件中幸存下来(这起丑闻不仅打倒尼克松，也将他政府中的许多人拉下台)，尤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在耶路撒冷、开罗和大马士革之间不知疲倦的穿梭甚至让他的政敌都眼花缭乱。

上世纪70年代的“超级K”(K是基辛格姓氏的首字母——本网注)是位新奇人物：他是地缘政治理论家和外交政策宗师，后来成了一线明星。这是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深谙新的关系网之术。基辛格主动结交的远不止共和党当权者，他还在民主党、媒体、华尔街、好莱坞和体育界——更不用说世界所有主要国家的首都——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

到1974年，随着尼克松的彻底垮台，基辛格几乎取代他成为事实上的总指挥。甚至在杰拉尔德·福特入主白宫以前，福特就明确表示将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听从基辛格的意见。

生涯一度坠入低谷

《泰晤士报》报道说，西贡沦陷和缓和策略的衰败——这一策略是指通过在从军备控制到贸易的方方面面进行谈判来缓解超级大国紧张关系——使基辛格成为左翼老好人和新保守主义鹰派的避雷针。他在卡特时代完全失去光芒，在里根时代也是部分笼罩在黑暗中。

虽然基辛格在老布什担任总统期间重新获得影响力，老布什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由基辛格的门生负责。(1991年对萨达姆·侯赛因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设想是基辛格发明的又一个说法。)然而，冷战结束后，基辛格再度陨落。随着苏联的威胁不复存在，左翼批评者对他横加指责，罪名是他在孟加拉国、柬埔寨、智利和东帝汶等边缘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就好像发展中国家的每一次政变、内战或入侵无论如何都是他个人的责任一样。与此同时，新保守派看待基辛格时就好像缓和关系是一种绥靖(事实上它并不是)。基辛格的经典金句——例如“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或“违法的事情我们立刻就能做；违宪的事情则需要花久一点的时间才能做”——被信奉现实政治并非儿戏的一代人用作反驳他的证据。

他的最低谷在2001年前后。当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针对基辛格发表了粗制滥造的檄文并风行一时——他呼吁把基辛格作为战犯审判。小布什试图让基辛格担任“9·11”事件调查委员会主席的努力因后者拒绝透露自身咨询业务的客户而失败。

重新回到他的世界

弗格森说，过去十年发生的事件——尤其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以及热战在乌克兰爆发——让我们猛然警醒，把我们重新拉回基辛格的世界。

毕竟，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历史并没有终结。正如基辛格一直所说，历史仍然是理解国家及其领导人动机的关键。现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外交政策方面，正如基辛格长期以来所言，大多数选择都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早在2014年，基辛格就曾预见性地警告说，只是谈论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却没有真正兑现是一项充满危险的战略。他转而呼吁乌克兰保持中立。他还在去年遭到嘲笑，因为他——再度正确地——警告说西方缺乏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连贯战略。在更近的时候，他声称乌克兰眼下已经在战场上赢得加入北约的权利。不过他说，欧洲必须学会与俄罗斯和平相处，例如接受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控制。西方战略不能寄希望于俄罗斯的崩塌。

他去年对弗格森说：“我不认为主宰世界是中国的一种理念，但他们是有可能变得那么强大的。”尽管如此，他还说，中美这两个大国“肩负着最低限度的共同义务来防止(灾难性碰撞)发生”。

因此，基辛格无疑对这两个大国最近恢复外交会谈感到释然。当乔·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本月早些时候与他的中国同行王毅在维也纳坐下来进行长达10个小时的马拉松式对话时，你可以相当肯定沙利文事先听取过基辛格的简报。缓和关系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