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16日报道 美国《国民评论》半月刊5月15日发表题为《为什么美国人的寿命缩短了》的文章，作者是查尔斯·费恩·莱曼。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人的寿命没有过去那么长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2021年出生的孩子平均预期寿命为76.1岁，比2020年降低了近1岁，比2019年降低了近3岁。上一次预期寿命这么低还是在1996年。

当然，2020年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预期寿命都大幅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冠疫情。但是，2021年大多数同样发达的国家预期寿命都有所回升，而美国的预期寿命却在继续下降。事实上，几十年来，美国人平均寿命一直低于其他发达国家，部分估算显示，至少可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

预期寿命下降严重

美国人的预期寿命难以提升令人担忧，但从长远来看，表现不佳与其说与医疗保健体系社会化程度不足有关，不如说与美国年轻人的风险行为有关。尽管政策可以减少这些行为，但没有让美国人寿命延长的灵丹妙药。

从历史标准看，美国人的寿命延长了很多。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统计数据，1900年出生的孩子平均预期寿命为47岁左右。如今，这一数字是77岁。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1900年以来人均预期寿命翻了一番。因此在某些方面，如果美国的预期寿命不是这样不紧不慢地增长，全世界的表现会更出色。

比较1980年以来美国与其他高度发达的国家——加拿大、日本和西欧国家——的预期寿命，就会发现有三件事格外醒目：首先，至少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就一直被类似的发达国家甩在后面；其次，2020年美国预期寿命下降的幅度特别大，但正如前文所述，2021年又没有像其他很多国家那样回升；第三，2010年前后以来美国的预期寿命一直难以增长，这拉大了我们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

换句话说，近年来美国预期寿命下降不仅按国际标准来看尤其严重，而且也是与同类国家相比相对长期的不佳表现之一。这种表现不佳既反映在绝对意义上——即美国人的寿命有多长，也反映在我们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上。但是，如何解释这种既存在于当下、也存在于历史中的差距呢？如果政府可以补救，要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呢？

新冠死亡比例更高

2020年，美国的预期寿命下降，事实上几乎所有地方都是这样，是因为新冠疫情导致全世界数亿人的寿命缩短了好几年。这种影响是可以量化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估算，2020年预期寿命下降的74%要归因于新冠疫情，2021年这一数字为一半左右。

新冠疫情还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预期寿命的降幅比类似发达国家更大。“用数据看世界”网站显示，就超额死亡率来说，美国仅低于意大利。也就是说，2020至2021年，美国死于新冠的人要比同类国家比例更高。

美国的新冠死亡率更高可以归因于各地医疗政策或疫苗接种方面的差别。与此同时，高死亡率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源于美国与同类国家的人口差异，这些差异影响到对新冠的易感性。众所周知，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人更胖，而肥胖是新冠致死的公认风险因素之一。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保罗·克鲁格曼最近指出，各州之间的预期寿命差别应归因于政策选择。这种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更笼统地说，这种观点忽视了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导致预期寿命难以增长的死亡特性。

具体而言，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美国表现如此糟糕，是因为非老年人群体以及非医学原因的死亡率越来越高。曼哈顿研究所的医疗保健学者克里斯·波普曾说：“去除(肥胖)、车祸和枪支暴力，预期寿命的差距就完全消失了。”

“死于绝望”尤为普遍

英国《金融时报》的约翰·伯恩-默多克表明，美国在预期寿命方面的表现不佳大部分并没有反映在老年人中，美国老年人的死亡率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同龄人群大致相当。死亡率差距最大的是在年轻人和中年人中。伯恩-默多克强调，相比于老年人死亡，相对年轻的人死亡对预期寿命的影响更大，因为后者意味着寿命缩短得更多。

其他所有条件相同的前提下，相对年轻的人死于心脏病、癌症等医学原因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死于外因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所以，必须注意各种各样的风险行为。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类别广泛的“因伤致死”是仅次于新冠疫情、导致预期寿命近年来下降的主要原因，2021年预期寿命下降的16%是出于这一原因。“非故意伤害”构成一大批死亡事件，从车祸到火灾。但最近几年，比例最高的是服药过量，2021年美国服药过量的致死人数有史以来首次超过10万。伯恩-默多克发现，这类死亡数量激增，加之凶杀案急剧增多，即使不计算新冠致死因素，2020年美国的预期寿命也在下降。

此外，这种非医学死亡早在疫情暴发前就一直压低预期寿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2015年发表了一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文中认定，在中年非拉美裔白人中，自杀、过量服药和酗酒致死尤为普遍，是导致这一群体预期寿命下降的因素之一。他们后来称之为“死于绝望”，这种现象与白人中产阶级普遍财富缩水有关。

当然，“死于绝望”只是预期寿命难题的因素之一。凶杀案(退一步说，还有车祸)主要发生在年轻人中，而不管是“死于绝望”中的哪一种，我们都要比同类国家多得多，这也是我们寿命缩短比他们多得多的主要原因。

更为偏好风险行为

或许，美国预期寿命差距最直接的因素是服药过量。本世纪初以来，美国的服药过量致死率稳步上升，背后的推动力是一连串危机，包括阿片类止痛药成瘾、海洛因成瘾以及向美国供应的芬太尼等超强合成阿片类药物掺假。

因伤致死倾向中的其他差异折射出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异。美国是经合组织国家中凶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按照某些标准衡量，也是车祸死亡率最高的国家。这或许意味着行为上的差异(与非美国人相比，美国人更喜欢高速驾驶和动用枪支)，或是拥有物品的差异(与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的居民相比，美国人有更多汽车和枪支)。

需要指出的是，风险行为会通过医学原因死亡导致预期寿命下降。长期以来，无论在美国还是全世界，心血管疾病一直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但美国的心脏病发病率明显高于欧洲。尽管围绕如何确切解释这种差异存在激烈争论，但饮食选择——尤其是摄入大量盐、脂肪和含糖量超高的食物——导致美国人肥胖率增高，因此心脏病发病风险也更高。事实证明，与治疗暴饮暴食造成的后果相比，让人们改变饮食方式要困难得多。

我们或许会猜想，将美国与同类国家区分开的差异化因素，除了药物滥用、谋杀高发、危险驾驶、胡吃海喝，还有涉足风险行为的普遍倾向。但是，即使美国人比其他人更情愿承担风险，这种冒险倾向也比表现出的具体问题更难通过政策补救。

政策可以做到的，是纠正我们情愿冒险所表现出的具体行为，而且如果我们想提高美国的预期寿命，政策也应该这样做。具体问题可能要具体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面对可能是更深层的文化问题，这只是“创可贴”式的解决方案。但“创可贴”也管用——能帮助我们止血。美国人信奉及时行乐，政策无法采取多少行动改变这一点。但可以在尊重美国人自由的同时限制这种趋势蔓延成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