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7日报道（文/杨汀） 2022年日本出生人口连续第七年下降，新生儿人数在有统计以来首次跌破80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承认日本的少子化比预想发展更快，并在今年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出，要用翻倍的预算来实施“异次元少子化对策”。4月1日，日本政府成立儿童家庭厅牵头该政策。

所谓“异次元”究竟有何妙招？效果前景如何？对需要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有何借鉴意义？

三大措施“并无新意”

按照日本政府2017年的预测，新生儿跌破80万人可能发生在2033年左右，而事实是提前了10年。专家学者指出，少子化不仅导致经济增长能力降低，还将动摇养老金和医疗等社保制度的稳定性。

在这种背景下，岸田政府提出了所谓“异次元的少子化对策”，主要措施包括三大方面：扩充儿童补贴，增强学童保育、病童保育和产后护理，推进劳动方式改革。随后岸田政府设立了监管儿童事务政策的儿童家庭厅，并出台时间表，预计在6月发布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明确相关预算和财政支出来源。

三大措施中的核心措施是扩充儿童补贴，增加给付额，取消或降低领取补贴家庭的收入门槛。目前，日本年收入在960万日元（100日元约合5.18元人民币）以下的家庭，每个两岁以下孩子每月补贴15000日元，初中毕业前的孩子每月补贴1万日元（三孩以后每月补贴15000日元）。执政党内部提出的扩充补贴方案包括：废除收入门槛；中学毕业之前，对二孩每月补贴3万日元，三孩每月补贴6万日元等。此外，日本政府还探讨以非正式职员家庭为对象，设立新的育儿支援补贴。非正式职员指的是临时工、无育儿假的非正式员工、自营业者等。

第二大措施是增强学童保育、病童保育和产后护理，为育儿家庭提供更多服务，如减免使用产后护理设施的费用，建立针对发烧儿等病童的保育设施等。

第三大措施是改革劳动方式。除了为女性创造更容易生育和养育的工作环境之外，还着眼于推动男性育儿假和增加育儿假期间工资。日本政府对男性育儿假的目标定在2025年实现30%，但2021年这一数字还只有14%。目前日本育儿假期间的工资为正常工资的67%，新政策拟将比例上调至80%。

但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所谓“异次元”只是规模和范围上的扩大，内容并无新意。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东京大学教授胡昂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日本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为应对少子化问题所做的所有努力可以说迄今效果并不显著。日本在二战后人口激增到1973年，之后一直持续呈下降趋势，年出生人数跌至77万的时间比政府预期提前了11年。一路“补贴先行”的少子化对策缺乏效果检验，翻倍扩充规模可能收效甚微，负担过重。

《日本经济新闻》前编委山形健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指出，这种“一次性的经济援助”，意在缓和舆论对扩充防卫预算的质疑，提高内阁支持率，稳定政权。

钱从哪来尚无共识

日本主流媒体和学界指出，实现上述政策最大的难点是财政来源。据估算，扩大儿童补贴至少需要3万亿日元的新增财政支出，新增育儿支援补贴则需要几千亿到1万亿日元。

执政党正在探讨的一种方案是从养老金、医疗保险、看护保险和失业保险等各种社保中匀出资金来充当上述政策的新财政支出。执政党提出“将每个国民的总保险费提高几百日元”来充当新少子化对策的财源，而这也是岸田施政方针中提到的“让每个人，不分年龄和性别都参与到育儿中来”的最直接含义。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木内登英指出，这需要争取社会共识，对非补贴对象、无孩人群和已经完成育儿的劳动者和企业而言，短期内意味着单纯增加负担。如果无法争取到广泛的社会共识，而政府实施政策势在必行，则最后可能导致增发国债。而这种将负担转嫁给未来一代的方式是最不可取的，将造成未来一代的经济预期降低，企业的设备投资、招新、涨薪都受到抑制，不仅将抵消少子化对策带来的积极效果，甚至会“赔本”。

晚婚不婚问题突出

多名专家指出，日本出生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结构失衡、晚婚和不婚化，更深层的原因是人们的经济预期持续走低，年轻一代赡养老人和养育后代的压力增加。提高经济潜力和人们的经济增长期待，将经济对策与少子化对策一体化推进才是根本之举。

胡昂援引日本综合研究所的分析报告指出，日本的出生率下降有三大根本原因：女性人口减少、结婚率下降、已婚人口出生率低。其中最主要因素是女性人口减少。

日生基础研究所人口动态高级研究员天野馨南子指出，少子化的一大根源是晚婚不婚问题。她指出，根据官方不完全统计数据，2020年东京有32%的男性、24%的女性终身未婚；平均每对结婚夫妇生育1.5个孩子。在“少子化”之前，“少母化”已成为严重问题。

日本国家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出生动向基本调查组的调查资料显示，年轻人不想抚育子女的最大原因是无法承担子女成长中的若干开销。经济评论家加谷珪一则给出一组数据，目前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超过3600万人，2025年预计每1.9个人负担1个老年人，到2065年每1.3个人要负担1个老年人。因此，当下一代的经济形势预期非常严峻。他指出，要提高生育率，必须要直面年轻一代面临的总体经济问题。

胡昂认为，依托公共交通体系建立“紧凑型城市”，把日常生活所需的设施聚集起来，使步行或公共交通通勤和利用各种公共服务成为可能，有助于实现医疗、福利、商业等生活服务的持续性改善，减轻年轻一代赡养老人和育儿的压力。“为了提高生产率，重要的是通过创新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创新不仅是单纯的技术创新，还包括新商业模式的构建和社会经济改革等广泛的独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