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27日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3月17日发表题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失去了灵活性》的文章，作者是法里德·扎卡里亚。全文摘编如下：

拜登总统去年访问沙特阿拉伯时就美国的中东政策发表了明确的声明：“我们不会一走了之，留下一个真空让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去填补。”上周沙特和伊朗在中国的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表明了这恰恰是现在发生的一切。伊朗和沙特恢复外交关系本身算不上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但上周爆出的消息暴露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深层次缺陷，而这个缺陷近年来变得愈发严重。

“美式战略”两条路径

1995年，记者兼学者约瑟夫·乔夫撰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两条路径。他称之为“英国式”和“俾斯麦式”。第一种是仿效英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传统做法，建立联盟反对任何似乎要取得霸权的新兴大国，但其他情况下则置身事外。事实上，他宣扬一种作为调停者的战略，即“俾斯麦式”战略，这位普鲁士政治家统一了德国，并使之在19世纪末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大国。

俾斯麦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说法：对德国来说最理想的状况“不是占领领土，而是一种整体的政治局面，在这种局面下，除法国外的所有大国都需要我们，并因为它们彼此间的关系而不会结成反对我们的联盟”。与之相关的学说被称为“基辛格学说”。亨利·基辛格取得的最伟大的外交胜利就是由这一学说推动的，这是在历史上引起回响的一个著名案例。基辛格在首访中国的同时寻求与苏联缓和关系，从而确保了华盛顿最终与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比它们之间的关系要好。

事实上，美国外交政策的许多最著名的成功案例是在这种俾斯麦式理念下实现的。在冷战期间的几十年里，美国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比它们与对方的关系要好。它让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共产主义国家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在伊朗革命前几十年里，美国与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关系比伊沙之间的关系要好。

外交政策更加僵化

然而，如今华盛顿已经失去了这种战略具有的灵活性。我们今天的外交政策通常包括崇高的道德宣言，把世界分成黑与白、敌与友。这些声明很快与制裁和立法绑在一起，使政策变得更加僵化。

现在，美国与很多国家要么没有关系，要么只有有限的、敌对的接触，比如与俄罗斯、中国、伊朗、古巴、委内瑞拉、叙利亚、缅甸、朝鲜。你可以提出反对上面任何一个国家的理由，然而总的来说，这样做的后果是创造了一种僵化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政策下，我们不愿意与房间里的任何人对话，也无法显示出灵活性，这或许是基于如下想法——最好是直接推翻这些政权。这并不是仅仅对拜登政府的批评，而是对美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外交政策的批评。美国的单极地位腐蚀了其外交政策精英。我们的外交政策常常是发号施令、威胁和谴责。我们几乎很少努力去理解对方的观点，或者进行实际的磋商。

奥巴马政府试图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它通过谈判与伊朗达成了核协议，似乎支持了伊朗政权内部的温和派，并可能促成与伊朗建立更有效的关系。它一边与中国接触，一边在经济间谍活动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取得了一些成果。它开启与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它甚至试图与俄罗斯保持一种工作关系。

但华盛顿的政治气候在很大程度上是敌视这种基辛格式外交的，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他退出与伊朗的核协议、对中国加征关税、加强对古巴的制裁，并试图推翻委内瑞拉政府。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但它们现在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改变。拜登在竞选时曾主张废除其中许多政策，但他上任后发现，政治上支持强硬路线更容易。

这一切都令人不由得想起一个越来越老迈的帝国的惰性。今天，我们的外交政策是由一群思想狭隘的精英掌管的，他们靠夸夸其谈来取悦国内选民，而且似乎无法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